>本文作者王开玺，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演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尤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笔者认为，汪精卫入京从事暗杀，并非悲观绝望的表现，而是践行其为革命之薪的自我牺牲理念，希望借此警醒国人，揭穿清廷假立宪的真面目，排除革命的障碍的努力。

第一，此前其他革命党人亦多有通过自己的激烈斗争行为和牺牲精神，以唤醒国人，积极参加到反清革命行列的行动。如1904年革命党人杨毓麟等人之所以潜居京城数月，秘密“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的目的，即是希望借此“以震动天下人耳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吴樾认为，只有进行政治暗杀活动，才可因此而“惊醒弥天大梦，震活已死人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风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以启发、促使更多的国人参加到反清革命运动中去。1905年吴樾之所以“决意实行暗杀满清一二重臣”，其目的也是希望借此“以鼓动全国民气”。（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页。）1907年化名为“民”的革命党人也说，以暗杀之法，“诛除一二人道之贼”，可“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一般之据强权者寒心”。（民：《普及革命》，《新世纪》第二十三期。）

第二，汪精卫本人对于入京从事政治暗杀的原因曾有明确的说明。他在给好友胡汉民的信中说，1906年清廷宣布将仿行宪政以后，许多国人未能认识其立宪的“假面具”。尽管“假面具终有揭露之时”，但“能于其未揭露之前，而先灼见之，且击破之以告人者，惟有革命党”。《汪精卫与胡汉民书》，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中华民国史料编刊会1943年版，第7页。揭破清廷假立宪的政治骗局，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确为汪精卫对摄政王进行暗杀的政治目的之一。对此，当时的其他革命党人亦是十分认同的，如谭仁凤即曾赋词称赞汪精卫说：“天未丧斯文，为何故甘自牺牲？党人涣散，两意三心，收回大地渺无凭。愿拼一命，惊醒四亿国民。”（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第三，汪精卫本人入京从事政治暗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击保皇党人政治攻击的需要。如前所述，1908年以前，革命党人曾发动了十余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均惨遭失败，许多革命的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1908年冬，保皇党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革命党领袖以革命的空话、大话为理想，鼓动他人在国内发动暴力革命，“徒骗人于死”，而自己则躲在海外，“安享高楼华屋”的安逸生活，攻击革命党领袖或是纸上谈兵，或仅是“远距离革命家”。（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第47页。）梁启超的这一指责，曾在部分海外华人中引起对革命党领袖的不满。

汪精卫的狱中供词

对此，汪精卫忧心如焚。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下定决心，亲自去北京刺杀清廷大员，以证明革命党领袖并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明确写道，自己与诸同志同赴北京，“誓与满酋拼一死”，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是要“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此次“北上赴京”，暗杀清廷权贵大臣的行动，“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第四，就一般情形而言，如果某人对于革命的形势或前途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其政治表现应该是意志消沉，沮丧气馁，成为革命的落伍者，甚至是可耻的逃兵。而汪精卫的入京暗杀行动，我们似很难将其视为意志消沉，而是一种政治激进或是狂热的表现。

如果说汪精卫于入京谋炸摄政王载沣前给胡汉民所遗血书八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或许尚可视其为不愿从事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试图一死而塞责，或许犹可视为悲观绝望表现的话，那么，汪精卫写信给南洋革命同志的信函所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希望其他革命同志，以“某等散布流言，离间同志”为戒，“务为团结，以厚集其力”，“同心协力，固现在之基础，努（力）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东升矣。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汪精卫与南洋同志书》，张江裁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中华民国史料编刊会1943年版，第9页。）犹憧憬着革命的最后胜利，此为悲观绝望耶？抑为充满了革命的必胜信心耶？

汪精卫被捕后，视死如归，慨然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又有诗云：“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汪精卫：《被捕口占》，《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卷上》，大北京社1942年版，第2—3页。）此又为悲观绝望耶？抑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耶？诸君自有卓知判断。

至于后来在当时国内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下，汪精卫并未遭受杀害，而是被判终身监禁，则实属个别例外，更出乎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党人的意料之外。按照日本友人池亨吉的说法，汪精卫因各种原因未被清廷杀害，“仅减死刑一等”，与被判死刑处决，“仅间发之差别而已”。（《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210页。）

王开玺：《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东方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