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翠绿的溪流。在波兰和民主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捕入狱，但没有举行大型公审。波兰倒是有这么一位铁托——科斯托夫——拉吉克式的候选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

哥穆尔卡公开批判波兰的土地集体化计划，公开谈论要走波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实际上，他遭到了波兰党内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们的批判，1948年8月，他的总书记一职被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所取代。5个月后，他辞去了部长会议的职务，并于1949年11月被驱逐出党。

同年12月，比埃鲁特公开批判哥穆尔卡及其“小集团”的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哥穆尔卡被降职担任华沙社会保障局局长，最终于1951年7月被逮捕，直到1954年9月才被释放。但他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华沙方面并没有对铁托主义进行公审。

波兰也有过审判——其中有一次是在1951年哥穆尔卡被捕的当天开始的，起诉一帮官员企图叛国。在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的秘密计划中，想把哥穆尔卡和拉吉克、铁托等人联系到一起，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或真或假的联络网，说他主要和美国人、专门负责战后欧洲善后救济工作的“唯一神教”领导人诺尔菲尔德接触。

以布达佩斯为据点、想象中的菲尔德的主要间谍们和铁托主义者的谍报网络，早在起诉拉吉克等人的案子中就被使用过了，现在又成了批判哥穆尔卡的主要证据。苏联要求波兰按照匈牙利的模式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但是，波兰人能够有效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

十多年前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流亡后落入他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大肆消灭的做法，使得比埃鲁特预感到一旦波兰也卷入逮捕、清洗和审判的旋涡的话，他自己将来也会遭此厄运。波兰人在时间上还是幸运的：他们推延了准备哥穆尔卡的卷宗——在审讯中他拒绝开口，不愿在伪供上署名——这使得波兰一直拖到斯大林死后、他的心腹贝利亚被处死，都没有实行公开审判。

最后，一些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认为，早些年里在公众面前分裂波兰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是草率鲁莽的。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可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在1952年11月，布拉格举行了所有审判中最大的一场公审。紧随着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清洗，早在1950年捷克就开始策划大的公审。但等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公审的重点却发生了转变。

铁托仍然是敌对的目标，主要指控他向西方提供谍报。但在对“阴谋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中，14位被告里有11位是犹太人。在起诉书的第一页上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一点绝非巧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托洛茨基——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叛徒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首先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斯大林是反犹太人的，而且历来如此。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对犹太人的厌恶还是很心安理得地深嵌在他对其他不同派别人士的摧毁中，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左倾和右倾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等等，诸如此类，他们的犹太出身几乎就确定了他们的命运。

无论如何，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和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无关；一旦苏联革命事业和“反法西斯”这面大旗相关联，从1935年到1939年8月间，之后又始于1941年6月，欧洲的犹太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约瑟夫斯大林更伟大的朋友了。上面这种说法略带嘲讽意味。

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组织里，他们的党员人数大多靠犹太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是受压迫和被厌恶的少数民族。年轻的世俗犹太人几乎没多少政治选择：犹太复国主义、邦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合法的）或共产主义。在这些派别中，毫不妥协地反民族主义的、最有抱负的共产主义显然吸引力最大。不管过去有多少缺点，苏联为当时面对选择“威权主义的过去”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未来”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了一次革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