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纵览，作者：何广华 何明圆。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威名远扬的铁骨硬汉

熊国炳，原名熊廷南，1899年10月8日生于四川通江县熊家湾（今万源县竹峪镇太平村）。当时的通江县，苛捐杂税、封建地租、高利贷盘剥多如牛毛，正如民谣所说：“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排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熊国炳

熊廷南长到10余岁，6个弟妹相继出生，父母将他过继给万源县竹裕乡熊家坪熊邦杰为儿子，从此改名为熊国炳。

熊邦杰以行医为业，虽只能勉强糊口，但深明大义的他却让熊国炳进了学堂。一年后熊国炳弃学，随养父采挖中草药。16岁时，养父母托人为熊国炳做媒，娶太平山赵紫香为妻。后来，养父在出诊途中不幸溺水亡故，养母不久也撒手人寰。熊国炳历经生活磨砺，饱尝辛酸。

1930年春，因为熊姓家族千方百计驱赶他们，并买通了保甲长勒索捐税，百般刁难，熊国炳夫妇被迫于第二年春天离开了熊家坪，迁回熊家湾居住。由于不堪忍受地方势力的欺压，他搬上太平山与岳父同住。后到天池寨开垦荒山，一家人搬进深山老林，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在一次捕猎中，熊国炳误中他人所设毒箭，他强忍穿心般的痛苦，咬紧牙关将毒箭拔出，挤出毒血，得以保全性命，他因此被山里人称为“巴山勇士”。

1932年12月初的一天，刚刚卖完猎物的熊国炳，突然被一个身着长衫的陌生人叫住。来人说自己是商人，慕名来找熊国炳购买皮货，并慷慨表示愿出大价钱。这名外来客商以优惠价格定购了猎物，还走村串户向一些穷哥们收购了不少土特产。

客商叫刘子才，又名刘涛，是一名红军侦察员，身带电台来川北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发动群众策应红四方面军入川。从此，熊国炳在刘子才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跟随他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了解敌人兵力部署，为红四方面军入川提供了重要情报。

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洪口后，熊国炳在当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并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家乡父老推选他担任竹峪乡赤卫军队长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由于在创建赤北、赤江、洪口、南江、巴中等苏维埃政权中业绩卓著，熊国炳受到徐向前等领导的赞赏。经邝继勋、袁克服推荐，他担任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筹备工作。2月初，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上，他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隆重召开，熊国炳对大会讨论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还演唱了《穷人歌》《巴山背二哥》，激发了全体代表的革命激情，并全票当选为川陕省主席，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人之一。

群众拥戴的平民主席

熊国炳当上川陕省苏维埃主席后，显示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办事能力，他带领工作组，日夜兼程，仅10多天就建立了江口等6个县苏维埃政权。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对他恨之入骨，曾悬赏2000块大洋捉拿他。

熊国炳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4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3座百米长的便桥；动员组织了5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川陕省苏维埃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以及人民必需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还带领川陕边人民，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他和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签署发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根据许多老农的种田经验，熊国炳及时采取措施，调剂耕牛、农具、良种和劳力，组织起千万支代耕队、割谷队，及时耕耘和收获，使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粮食供给，受到了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热情赞扬：“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

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得到了发展。1933年8月1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60人。熊国炳作了总结，大会通过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发布了粉碎以刘湘为首的新围攻的号召，制定了优待红军家属、公粮、婚姻和禁鸦片等条例。最后选举产生了由32人组成的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熊国炳仍当选为主席。

大会以后，熊国炳亲自组织查田突击队下乡，开展查田运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随后红军胜利地进行了3次进攻战役，重创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四川军阀，将根据地扩大到渠县、营山、宣汉、达县等地。

在肃反工作中，熊国炳签署发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条例》等重要文件，力主肃反要实事求是，注意保护革命干部。

一次，熊国炳接到举报，反映赤江县苏维埃主席赵有义田多地广，招租纳佃。熊国炳与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商议后，及时派员调查，又亲赴毛浴镇召开赤江县苏维埃执委会议，澄清了事实，并保荐赵有义任川陕省戒烟局局长。

有一天，熊国炳看见一位老婆婆在省苏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他过去一问，得知她丈夫是通江名医许昌，曾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现在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他们已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省苏保卫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反动组织“白扇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处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川陕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1933年12月，长池县原下两区团总廖丰伍纠集30余人，夜袭元潭乡苏维埃政府，抢走红军运输队的枪支。正在下两区指导工作的熊国炳获悉后，立即带领赤卫军、游击队50余人追捕，将廖丰伍等全部抓获。

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到会代表1400余人，熊国炳再次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即决定依靠老区，开辟新区，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向川陕甘方向发展。

1934年7月，反“六路围攻”进入最激烈阶段，为赢得万源保卫战的最后胜利，熊国炳派人到后方向群众买粮借粮；还亲自带人在南天门、青龙观等大山区走乡串户，动员老百姓捐献玉米、洋芋。在激烈的战斗中，熊国炳带领通信员冒着枪林弹雨抬伤员；运输任务紧急时，他命通讯员牵着他的马去运送物资。熊国炳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到大面山、玄祖庙、南天门等前沿阵地慰问红军。

忍辱负重的经理处长

1934年11月，为扩大根据地，实现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北上，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15个团2万余兵力移师旺苍（今广元市旺苍县），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勤所属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总医院等40多个单位相继迁驻旺苍坝，徐向前、王树声、倪志亮、李先念、周纯全、熊国炳、傅钟等领导人亦进驻旺苍县城。

红四方面军到达广元地区后，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以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当即把余洪远（1955年授予少将衔，后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与祝义亭两位副主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凑出来了，并以七字一句的韵文，历数了国民党当局和四川军阀的罪恶，号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消灭这伙强盗，赶走帝国主义。

布告长达92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布告的开篇是：“国民狗党真可恨，罪恶多端数不清；苛捐杂税千万种，拉夫派款又抽丁；连年混战二十载，屠杀工农和士兵；城市农村齐破产，全国遍地是饥民；奸污烧杀都占尽，整得干人不聊生。帝国主义大强盗，原是工农大仇人……”结尾是：“同起组织苏维埃，独立自主中国新；豪绅地主齐打倒，封建残余一扫清；全国干人齐努力，最后胜利归我们；帝国主义消灭净，工农百姓享太平。”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完全撤出川陕根据地，川军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整个苏区陷入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熊国炳尚未成年的长子被还乡团杀害于石磐关，次子被打死在观音岩，妻子赵氏带伤外逃活活饿死；生父熊朝兴、生母邓氏数次遭还乡团吊打致残；弟弟熊廷文受到百般摧残后，逃至深山结宅而居；已出嫁的3个妹妹，均遭还乡团的残酷迫害，流落他乡。

熊国炳闻此噩耗，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但他很快抹去眼泪，振作精神，指挥后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继续长征。

1935年5月底，红四方面军攻占茂县，张国焘擅自决定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熊国炳因不赞成这个决定，便被降职到联邦政府任第一局局长，分管后勤工作。同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在党中央的严令之下，张国焘撤销了“西北联邦政府”。同年11月，熊国炳在绥靖担任经过重新调整和恢复的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主席为邵式平。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大批党政干部被派往军队任职，熊国炳出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经理处处长和群众工作部部长，负责全军的后勤工作。面对新的工作，他从头学习领导后勤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并迅速成为内行，任劳任怨地为红军筹粮备物。

在三过草地的艰苦岁月里，熊国炳带领全体后勤人员，跋山涉水，购买粮食和物资，他常常以草根树皮充饥，而把自己那份粮食留给其他官兵。熊国炳严格执行党和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并同土匪与国民党及反动头人作坚决的斗争，为保障红军部队的粮食和物资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全军将士的高度赞扬。

1936年10月下旬，经过艰苦征战，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满带征战疲劳的熊国炳，未洗战甲，又上征鞍，奉中央军委之命参加西路军，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随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

埋名隐姓的红军将领

在每人只有6发子弹，没有冬衣，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西路军面对数倍于己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占景泰、打古浪、过威武、战临泽、攻高台，歼敌25000余人，直到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最后兵败祁连山。

1937年1月，熊国炳和郑义斋率后勤总部和红九军余部在临泽突围。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

熊国炳随西路军右支队行进，随即被蜂拥而至的敌军骑兵包围，右支队被敌人冲散，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熊国炳的警卫员中弹长眠疆场。

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熊国炳单枪匹马冲出敌群，刚跑上雪山，后脑被子弹擦伤，战马又被打死，他摔进一个雪坑，脚被冻烂，但他仍以强大的毅力继续爬行。至半夜，巧遇两名打散的战友，他们在崖下烧起一堆火，将熊国炳腿上的冰烤化。

此时，毕占云支队的参谋方震带着一班人寻找部队，与熊国炳相遇。方震留下5名战士搀扶熊国炳继续追赶部队。

在一座雪山脚下，他们又碰上数十名马家军骑兵，熊国炳被俘。马家军将他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敌人见他穿戴破烂，双脚被冻坏，估计不是什么大官，就把他关在裕固族头人的帐篷里，后被头人悄悄放行。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酒泉城里马家军部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荷枪实弹到处抓人。每天都有红军惨遭杀害。马家队伍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等列为“赤匪首犯”，发通缉、登告示，悬赏1200块大洋活捉，以600元买他们的人头。

能国炳在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就劝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名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遂改名张炳南，起早贪黑挑货郎担，摆纸烟摊，卖盐、卖大饼谋生。1945年，全家人搬到玉门油矿做工，因收入微薄，仍不得温饱。1948年底又举家返回酒泉，靠卖火油、摆干果摊为业。

1949年10月酒泉解放，当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已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1951年9月，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50块银元和4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后来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了一名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1952年，河西走廊开始土地改革，熊国炳以一个西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斗地主分田地，是他20多年前干过的旧事，现在重操旧业，自然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在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方面表现出的熟练、准确，让年轻的工作队员感到十分惊讶。谁能想到，这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当年是曾经领导过600多万人口的川陕省苏维埃主席呢！

土地改革后，熊国炳还是没有归队，仅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酒泉黄草乡泉湖村落户。

1958年，熊国炳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故乡万源县。两年后他举家来到了酒泉黄草乡泉湖村。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熊国炳饿得实在不行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城找政府，再一次向组织讲了自己是谁。可是，接待他的县领导对他说：“你那么大的官，怎么不到北京去？”呛得他半晌说不出话来。

熊国炳昔日的战友曾替他不平：“红四方面军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呢？”

熊国炳答道：“这事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已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1960年10月底，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红军高级将领，终于闭上了眼睛……而幸存的徐向前、陈明义等战友们直到20多年后，才得知熊国炳的不幸遭遇。

1986年5月，酒泉地区数位同志为撰写酒泉市西路军老战士小传而查阅历史档案时，发现一个叫“张炳南”的西路军老战士就是大名鼎鼎的熊国炳，这才让这位谜一样消失的红军将领浮出水面。

2009年6月24日，四川达州万源市竹峪中学彩旗招展，鼓号震天，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被誉为“巴山勇士”的熊国炳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熊国炳的不朽壮举或许无法复制，但他的精神却如同种子一般，将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