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碑派书风兴起之初，其势力尚不能与帖学书派抗衡，邓石如尽管学古功力深厚，风格雄强醇正，但仍然受到帖派名家翁方纲、钱鲁斯等人的贬低和责难。真正使邓石如书风及碑派书法观念站稳脚根并深人人心的，应当归功于包世臣的大力鼓吹和传播。

在为数众多的清代书法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书法教育的内容。其中有些是写给子孙或学生的教材,有些则是书家自己学书经验的记录,还有一些是汇集前人有关书法学习方法的文字，供学书者取法借鉴。如杨宾的《大瓢偶笔》、王澍的《翰墨指南》蒋衡的《书法论》蒋骥的《续书法论》、梁同书的《频罗庵论书》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陈介祺的《习字诀》、魏锡曾的《书学绪闻》姚孟起的《字学忆参》等都是指导子弟或学生习书的教材和札记。一般说来,从事启蒙教育的书家大都注重法度和基本功的训练。

包氏对邓石如推崇备至，不仅将邓氏笔法与自已的经验心得相印证，总结出套完整的理论和技法原则，更重要的是，包氏用这套理论和技法教授了一大批学生，以至当时在江南一带写北碑者中形成一个“包派”,足见其影响之大。包世臣教学生，虽亦首重用笔，但他所运用的，已经不是寻常教书先生所熟悉的那一套方法。以至于从清初冯班冯武父子杨宾、王澍、蒋衡蒋骥父子到清末姚孟起等书家,都曾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教授学生，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谈的内容有许多是学习书法的基础法则。其中既有前人的成说，也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还能适合学生的需要。从中可以感受到清代书法基础教育的普遍方式和特点。而对些以辅导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个性追求鲜明的书家来说，由于其教授的学生大都已具备了初步基础，故其教授的重点主要在于艺术观点的灌输和熏陶。如梁同书《频罗庵论书》中的《与张芑堂论书》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的《答熙载九问》、《与吴熙载书》等篇章，都是老师与学生就书法艺术问题的讨论。

更突出的是,陈介祺在为其孙子所写的《习字诀》中直接教导说“钟鼎篆隶,皆可为吾师,六朝佳书，取其有篆隶笔法耳”,又云“锺、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魏锡曾在为儿童习书所撰的《书学绪闻》中反复强调“提肘回腕,羊毫浓墨”,典型地反映出清代后期社会上流行的碑学书法风气和作者本人的艺术观念。 包世臣极力强调用笔要遵从铺毫用逆、用曲等原则，追求中实、气满的效果，而这些都是为了体现其以隶书笔意为核心、以碑刻效果为目标的审美理想。包氏孜孜以求的“峻涩排宕、奇纵”等旨趣，与一般书家教人习书以匀称稳妥为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其对“八法?“九宫”的解释,也是建立在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包世臣传授给学生的观点和技法，不论是前人旧说还是自己新创，都带有强烈的碑学理论烙印和个人主观色彩,这种特点使得他的书法教学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习字传授,而是典型的艺术思想的灌输。因此，在作为一股艺术思潮而存在的碑派书风的兴盛过程中，包世臣的传播、努力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在清代书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