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创作者：别知讲历史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自公元196年至公元220年，历时二十五年。这是历史学上的“建安”时代。但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时期往往从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39年）为止，总共有5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意义的文人活动和独特性质的历史时期。

建安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从大一统的汉代到长期分裂战乱的时期，建安是天下统一时代的结束和天下分裂的开始时期。与这紧密关联的，是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学术时期的结束，道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兴起，形成新的思想解放、各家争议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为以后玄学的发展和佛学的立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儒家经学的衰落，同时导致人们信仰的失落尤其是东汉末年信奉儒家伦理的党人集体拯救汉朝的失败，并且惨遭杀害，士人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新人格的探索，而这个过程本身促进了士人从群体自觉转向个体的自觉，开始了个性张扬的新时代。此际的名士，其标准与人格范型都明显有东汉名士的历史遗传，同时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对后代名士具有很大的影响。

建安名士，人数很多，由于各人的历史渊源不同，人生轨迹不同，遭际相异，加之身处历史过渡时期，因此他们的人格模式与行为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建安”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名士有孔融、边让、称衡、诸葛亮、荀彧、曹植、王粲、刘桢等。

竹林共游：竹林名士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是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的合称。这个名称的来历，一直有争议，一般根据东晋史学家袁宏的《名士传》而习称（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尽管后来人对此尚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在东晋时已经这样叫开了东晋文学家，玄言诗代表作家孙绰作《道贤论》直接将七位高僧比附“竹林七贤”，著名隐士戴逵作《竹林七贤论，可见当时“竹林七贤”之名已经被普遍接受。

从“竹林七贤”所处的历史实际看，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与“正始名士”基本相同，但是稍后的社会情势却是变化很大，因此他们与“正始名士”的思想观念、人格特征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而“七贤”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组成，七人的出身、地位、与曹马的关系以及各人的价值观、政治态度、人格等都有明显差异。他们是正始名士与后代名士之间的转折点，对西晋乃至以后各代的文人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影响深远的七贤“竹林之游”的确切时间已经难以从现存文献中准确把握了，一般认为应该在正始年间，缩小一点说，当在正始晚期。因为正始元年，王戎才六岁，向秀也仅十三岁。因此，“竹林之游”的时间段不会很长。“高平陵政变”后不久，阮籍立即被司马氏征聘，山涛不久也去找司马师要求做官了。也就是说，“竹林之游”终止了。

“竹林七贤”的出现有时代的必然和事件的偶然。他们中的阮籍与嵇康虽然早已名满天下，但是正始名士的势力正如日中天，他们还不是士林最耀眼的星星，也不是统治核心人物最为关注的对象，因此还可以做一段时间的边缘人物，做局外人。到了嘉平元年（即正始十年），司马懿剪灭曹爽，“天下名士减半”，司马懿立即“命”阮籍为其从事中郎。

嘉平三年，司马懿死，其子师接任又命阮籍继任从事中郎之职。嘉平四年，山涛去找司马师，不久举秀才，除郎中，随即成为司马氏的心腹。显然，在正始后期，统治核心间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没有精力来关心夺权以外的事，阮籍、嵇康他们有时间和条件作“逍遥”的“竹林之游”。

江左名士：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偏安江左，因此东晋名士历史上常称“江左名士”。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虽然内忧外患不断，但是却也绵延百年（公元317一公元420年），成为魏晋南北朝历时最久的朝代，也是文人艺术创造最辉煌的时代。宗白华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经典性论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这里所说，其实主要应该指的是东晋。“这全时代的最高峰”

晋人的美，究竟有多么美？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会出现如此美的人？这是饶有趣味的，也是颇难道明的。东晋可以说是名士的时代。建安名士、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自然也在他们那个时代风光无限，但是结局完美者绝少，而结局不错的又往往有些人格方面的很大缺憾。东晋则明显不同。除了晋末基本上军阀左右朝政外，名士们是国家的柱石、朝廷的重臣，也是士林民间追捧的对象。整个社会崇尚名士之风，欣赏名士风度，到处洋溢着名士的玄远飘逸和潇洒自由。

小编觉得这个时代也是名士最多的时代，人数之多，历代罕有其比。而且名士的“普及”也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上自皇帝（如简文帝）下至一般文士（如罗含），无论文臣（如王导、谢安）还是武将（如谢玄），不管是僧侣（如支遁、慧远）还是道徒（如王羲之等），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种各样的人里都有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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