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能扭转农业人口大量流失的趋势,纳粹政府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权官之计,“帝国劳动服务公司”的成员们、“德国青年女子团”和“希特勒青年党”的志愿人员们以及必须在农场上干满所谓一年“责任年”的年轻农村姑娘们一他们全部都得花一段时间帮助农场收割稻谷、挤牛奶等,减轻农民家庭的劳动负担。达雷希望年轻人会对这些经历感到特别有趣,其中许多人可能会选择永久性地过农村生活,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这样做。最成功的计划一大量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外国工人自愿来到德国—但这也是令纳粹分子最担忧的问题。

这些季节性帮工不仅是可靠的劳动力,而且是农场上年轻女人的合适配偶,因为原本会成为她们丈夫的小伙子们都去了城里。在忠实的意识形态分子看来,这种通婚杂交的结果会威胁珍贵的“德意志民族血统之泉。无论是农业人口流失还是其他农业发展问题对“容克”地主的地产都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刚开始,政府制订了很多计划,在这些土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人口稀少的东部地区开发了许多新农场以扩大农民人数。根据某次统计,通过分割“容克”地主的地产获得了25万户新农场。但不久之后,纳粹分子就开始以开垦和购买的形式(而不再以剥夺的形式)建成了20748户中型农场。分出的总数差不多只有魏玛共和国时期分割的新地产的一半，相对来说,纳粹政府未曾动过“容克”地主的大片地产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大型农场能够提供大批劳动力和机械化设备,从而具备很高的生产力。另一个原因是,有必要与这个为德国贡献大批军事领袖人物的阶层保持友好的关系。在不久的未来,东部的20个贵族家庭为国家军队贡献了160位将军级人物。“容克”地主们能够继续享受贵族消费方式;他们仍然举行夜间森林狩猎活动,狩猎牡鹿和其他猎物。在狩猎的沿途,有护林人和森林先遣队打着火把为他们照明。不过,为了有资格得到必要的狩猎许可证,他们现在必须成为“纳粹猎人协会”的会员，同时,在纳粹统治6年后,曾经让“血统与土地理论家们感到自豪的高贵农民们开始受苦了。1939年,许多农民一天要劳动16个小时,比他们10年前的劳动时间还要长3个小时,纳粹政府内部的一份报告提到了在农村“人们的情绪几近完全绝望”,“帝国食品产业组织”的一位农业领导写道,“我认识不少农民十年里没给自己买过一套新礼服,在我负责的区里,我知道只有两户农民有收音机,而这两户农民的儿子或女儿都在工厂上班。

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产业工人,小企业主,还是农民一纳粹统治时期的生活水准与大萧条年代相比还是上升了。30年代后期,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工作时间加长了,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尽管物价也上升了,德国人总体说来吃得更好了,享受的娱乐活动(如看电影)也更多了。但是,纳粹政府既要生产枪炮又要生产面包的做法往往使消费者这方物质匮乏。例如,尽管一年有30万套新的或改建的住房落成,住房问题仍然是一大令人头痛的问题。1/3的德国人住在过分拥挤或不合标准的条件下。

在乡村地区和小工业城市,这一问题尤其尖锐,因为重新装备带来的经济繁荣使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翻了一番。1938年,帝国急需150万套新住房。然而,消费者们仍然忍受着,有时甚至满腔热情地忍受着,因为纳粹宣传一直要人们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关“大众”牌小汽车的故事。在德国,拥有小汽车是富人的特权:每50个德国人才有一辆车(相比之下,每5个美国人就有一辆车)。但是,希特勒却许诺,普通人也会拥有一辆“大众”车,只需花990帝国马克(397美元)一是美国人在1939年买一辆新车所付价格的1/3，希特勒美好的承诺，让大家憧憬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