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政府经营有门类众多、数量庞大的官营造作手工业。早在世祖即位之初，这些地方手工业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四月立中书省就立即“遣帖木儿、李舜钦等行部，考课各路诸色工匠”，并先后多次下令地方政府造作军需物资。

中统元年六月“诏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输开平”，秋七月“敕燕京、西京、真定、平阳、大名、东平、益都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裤、靴，皆以万计，输开平”，中统二年六月，“敕诸路造人马甲及铁装具万二千，输开平”，秋九月又“敕燕京、顺天等路续制人甲五千、马甲及铁装各二千”，如此频繁的地方造作任务的完成，为保障世祖战胜阿里不哥稳定政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世祖统一江南，地方政府经营的造作手工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据元人王恽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兼行工部事孙公亮曾经一次就“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生产的产品也逐渐扩大到军器、纺织、纸品、贡酒、造船、瓷器等众多领域。元代行中书省是中央都省的派出机构，也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管理机构，“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无庸置疑，行中书省是“地方官府手工业的最高一级管理机构，凡地方所属手工业局院都在它的掌控之下”。

有时地方官营造作手工业甚至由省臣直接管领和经营，例如：大德十年，立智理威为湖广行省左丞，“湖广岁织币上供，以省臣领工作，遣使买丝他郡……”；元人虞集也记载“武昌岁造上供服御，织纹采色备极精好，至以省臣领之”。在行中书省之下，“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事实上，路府州县不惟有牧民之职，而且有造作之务。根据《元史》记载，元代诸路总管府其属有织染局和杂造局，各配有局使一员、副使一员，是专门经营管理路级官营造作手工业的机构。织染局以织造常课缎匹为任，杂造局以成造军器为务，这与虞集《道园类稿》“郡有织官，极丝缕文采之良以充贡尚服”和苏天爵《国朝文类》“列郡设杂造局，岁以铠仗上供”的记载是一致的。

元代地方志中也多有各地织染及军器制造的具体记载，如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有司分拨给宁国路织染局生帛机五十张，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自本年正月为始，立局织造生帛三色，凡一千六百一段。二十四年（1287），改造熟帛、丝袖，如生帛之数，凡六色，四季起纳”；再如集宁路的溧阳、句容诸局则要求“岁造缎匹参千二百件”。徽州杂造局，“岁用毛铁二千七百五十四斤，造手刀三百六十五口，枪头一百七十五个，上下半年起解”；四明地区周岁额办军器二百七十五副。

除了这些常设固定局院外，元代地方政府还经常根据中央政府的需要或命令，临时性组织造作生产。如天历兵兴，吕思诚为景州莜县尹，“豫贷钞于富民，令下造军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扰。于后得官价，亟以还民。”再如元代江南的造船业，往往因事而立、废，随意性很大。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立江西、江淮、湖广造船提举司”，同年五月又“罢江南造船提举司”。因此元代官营造船业并没有固定的局院，而是临时委派官员，临时组织造作。正如元人程矩夫所指出的，“自至元十八年（1281）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文字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便利，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计，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使。宣慰使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

地方政府虽然经常设置局院、委派官员对官营造作进行专门经营和管理，但地方政府长官仍对造作事务负有直接经营管理职责。元廷反复强调“诸局分造作……在外局分，本路正官依上提点”，“务要造作如法，工程不亏。”速哥之孙天德于思袭祖父职，为山西达鲁花赤，“自中山北来，适有边忧，天德于思督造兵甲，抚循其民，无有宁息，形容尽瘁。”世祖闻而嘉之，“赐训豹、名鹰，使得纵猎禁地，当时眷顾最号优渥。”如果管理不当，地方长官甚至省臣官员作为提调官还要承担直接法律责任，“取问提调官并局官及勒令回易，自备工价倍偿”。

至正七年（1347），韩镛授饶州路总管，“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厌其所欲，即衔之，往往腾谤于朝，其出使于饶者，镛延见郡舍中，供以粗饭，退皆无有后言。其后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这表明，元廷甚至对造作管理不善的“省臣及诸郡长吏”直接行侮辱刑，对官员直接遣使进行笞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