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

题是一个存在普遍误解的问题，大成觉得有必要加以详细说明，以便书友对“碑学”、“帖学”这两个中国书法史最重要的概念有所认知，这直接关系到学书路线的选择，以及进行书法作品鉴赏时的思考和体验路向。

我是大成，我爱国学！

碑学、帖学的分类与古人存世字帖的介质、材质和留存呈现方式并没有什么关系。假如碑学就是指石碑或者摩崖锤拓，帖学就是指手写真迹，那就无法回答如下四个问题：1、如果一件作品既有真迹存世，又有镌刻石碑锤拓的拓本存世，如浩大的《三希堂法帖》，那这件作品到底是属于碑学还是帖学？

2、北碑一碑一面目，是中华书史伟大的宝库，诸多北碑摩崖拓本当然属于碑学，那最近出土的很多在碑上书丹但是没有刻字成碑的书迹，是属于碑学还是帖学？3、晚清民国的书坛几乎成了碑学的世界，比如于右任先生、清道人的书法几乎完全脱胎于北碑，但他们的作品大量存在的都是纸上书迹，那么他们的作品是属于碑学还是帖学？

4、王羲之作品，临本加摹本的纸质墨迹存世总共23件，其余留存于各种法帖里将近三百余件（不计算同帖不同刻不同拓的情况）都是以碑刻拓本形式存在，那么是否可以说王羲之属于碑学？

问到这里，大家知道笑话出来了。

二王是帖学的创立者也是集大成者，可以说王羲之是帖学的祖师爷也是名片，怎么成了碑学了？

研究诸多书论书史可以得出很简单的结论：

帖学是中华书学直到清朝中期的整个书学发展的主流，碑学概念的产生来自清晚期包世臣、康有为的大力倡导，其物质基础来自于几百年金石学的发展，导致学界开始慢慢接受散落在民间的六朝北碑的雄强恣肆、强调力量的碑版、摩崖书风，这种书风脱离官方和学界一直信奉的“二王笔法”及其发展和滥觞的书风，沃兴华将之归入“民间书法”。

（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六朝北碑多处于官方之手，当时的北方文人包括颜真卿的祖辈颜师古也是书写这种书风的好手。如果一定要强调王朝的正统性而将北朝六个政权归入民间，即是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这违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融合产物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帖学是什么？

魏晋以二王为主导，总结魏晋以前的各种书体和笔法，形成的一套崇尚俊雅清丽、笔法繁复而生动，气质上追求高远超迈、恬淡自然的笔法系统和书风。魏晋以后由隋到唐，逐渐以之为基础和止规发展出成熟的大唐楷书。

碑学是什么？

魏晋时中国北方六朝，同样以篆隶为基础，适应于北方政权好武尚勇、强调力量的人文个性，而在书学上表现为形态果决、结字自由，宜于发挥书写者个性偏好、点画斩钉截铁的一套笔法系统和书风。表现为“一碑一面目”和天真质朴、崇尚力量和线条质感。

所以，碑学和帖学其实是魏晋和六朝分别发展出的两套书法审美意识和风格取向，其中也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交融性的作品。

如王羲之家各种墓碑楷隶兼容、点画粗豪简洁，充满碑学风格。而北碑里也存在秀婉滋丽、结字匀整，弥漫二王帖学风的《崔敬邕墓志铭》。

至于大唐书风，其实是各类书家在碑学和帖学中放开怀抱、各取所需而形成的各自书风。

魏晋的帖学和六朝的碑学，其实渗透到其后中华数千年书法发展的方方面面。如颜真卿的结字兼取北碑和帖学，欧阳询有强烈北碑风，柳公权点画近碑学，结字精巧无敌却来自帖学的滋养。

苏轼所学徐浩兼取北碑与二王帖学，米芾直驱魏晋帖学，黄庭坚脱胎于北朝之学却兼修帖学，蔡襄学颜间接碑帖兼修。

后世也大多如此，碑学帖学在大唐的熔炉里早已经彼此融合、不分轩轾。即使元明清的书学发展一再偏向二王帖学，到了晚清的碑学大潮终究来了一次“矫枉必须过正”。

而“过正”的结果就是过分强调视觉感忽略人文底蕴的书风，粗豪无力、难有回味，所谓“丑书”的产生其实是个必然的结果。有关“丑书真的很丑吗”这个话题，大成下次专文言说。我是大成国学堂，敬请点赞关注，我将持续坚持为大家赏析古代精美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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