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生,一生致力于外交事业

大家好,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历史人物叫容閎。容閎,出生于广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时在澳门一英国教会设立的西学学习,鸦片战争后转入香港马礼逊学校。

道光二十七年毕业后,他随美国教师布朗赴美,在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攻读。三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为我国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閎是由西方国家直接培养出来的我国早期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一。他热爱祖国,他于咸丰五年初即返归祖国。但回国后报国无门,只好自谋生计,多次更换职业,先后在广州粤海关、香港高等审判厅和上海江海关任文书、翻译。之后到上海外国商行充书记、公司代表及采购员,深入到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采购茶叶,最后辞职,自营商业。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容閎一直对它抱有同情的态度,热情注视着这个革命运动的发展。咸丰十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容閎同两个美国传教士赴太平军占领区参观,至天京,受到干王洪仁玕的热烈接待。

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模式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希望太平天国加强武力,组建良好军队,创立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建设政府,聘请行政顾问;设置银行等。洪仁玕热情欢迎容閎参加太平政权的工作,赞同容的建议,但限于形势和条件而无法实施。容閎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清政府统治区,继续其商业活动,欲从贸易入手,借雄厚财力,振兴祖国。同治元年,容閎在九江自营商业虽颇有起色,但现实告诉他,他的计划纯粹是幻想。他于是转向掌有实权而又主张“自强”的洋务派,企图通过洋务运动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几年来在上海等地的交游,使容閎结识了不少与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的当代科技人士、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行买办等,其中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王韬、曾学时、张斯桂、徐润等人。据有关资料证明,容閎早在咸丰十一年即托人致函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希望引见曾国藩。同治元年容閎到安庆见到了曾国藩,得到曾的赏识,为其筹办洋务所用。翌年七、八月间,曾国藩正式委派容閎赴美购买机器。这一年的冬天,容閎启程赴美,于同治四年购得机器一百数十种返国。这批机器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

从此,容閎花了十多年时间协助洋务派办理洋务事业。先以候补同知在江苏省等候补用,充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幕僚,任译员,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其间于同治五年建议并得到曾国藩批准,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才。同治六年,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企图“俱用中国人合股”,以打破外国洋行的垄断局面,因集资困难和得不到清政府支持而未成。同治七年,他又在丁日昌支持下向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文祥罗列四项建议:(一)要求组织纯粹华股、全用华人的合资汽船公司;(二)选派120名青年学子分四期按年递派出洋留学,期限定为15年,为国储备人才;(三)开矿产、筑铁路以尽地利、畅交通;(四)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侵入。同治九年容閎被清方谈判代表电招,前往任译员。这一年通过曾国藩等奏请,清政府批准了容閎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任命陈兰彬、容閎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正、副委员。筹划和带领青少年赴美留学是容閎多年的宿愿,也是他生平的第一大事业。经过一番筹备,第一期30名幼童于同治十年正式启程,二、三、四期各30名也按计划逐年派出。此后容閎常年驻美,专管留美学生的教育。

光绪元年清政府又任命陈兰彬、容閎为首任出使美等三国正、副大臣,容閎以大清钦差副使常年在美主管留美学生事务,直至光绪七年清政府中途撤回所派遣的全部官费留美学生为止。他一心想通过他的这个教育计划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但最后还是无法实现。驻美十年间,容閎作为清政府驻外人员和使节,曾参与清政府的一些重要的对外交涉。同治十二年,他参与了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的,与秘鲁专使谈判关于华工问题,并奉派到秘鲁向受虐待的华工进行深入调查,直接了解实际情况,拍下有关照片资料,以有力的证据揭穿了秘鲁人口贩子的罪恶行径,促使清政府对外国来华贩运人口的注意与查禁。同治十三年美国支持日本侵犯台湾,容反对美国前领事等的阴谋与策划,曾协助江海关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意见。光绪初年,美国同孚洋行代秘鲁拐运华工,同时又加紧虐待华工,大肆排华,容閎与陈兰彬以驻美公使的身份,再三照会美国国务卿,提出抗议,要求按中美续增条约规定,对中国侨民加以保护。为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他曾多次向清政府介绍西方的新式武器,亲自携样品回国,并曾捐款万余英镑,购买一批美制新式枪炮送回中国。

在此期间,容閎还发动上海粤籍实业家集资万两,筹办中文报纸《汇报》,与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字林西报》、《申报》针锋相对,进行笔战。凡此种种,说明容閎在参与洋务运动期间,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光绪七年,随着清政府撤回全部留美官费学生,容閎出使美国等国的任职亦期满,之后容閎回国。清政府中止容閎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对容閎是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有极大的差距,对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期望也丧失殆尽。自光绪八年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的十余年间,容閎侨居美国,在美籍妻子病逝后,“以严父而兼慈母”,培育两个儿子成长。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危机愈趋严重,容閎在美国接连给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和翻译的蔡锡勇发去两函,提出应战的建议。这两项建议反映出容閎对于西方列强存在极大幻想。蔡锡勇此时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对第一项建议很感兴趣,立即发电报派容閎去伦敦借款。容閎到伦敦筹借款项,因以关税为抵押遭到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李鸿章的反对而作罢。容閎返抵纽约,又接张之洞电促回国,乃又航海回国。

他自述当时的心情:“予此次之回国,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希望回国后能有机会再做一番事业。在光绪二十一年初夏,容閎返抵上海,见张之洞于南京,提出进行改革的新方案,重点是聘请外国人为中国外交、财政、海陆军的顾问,更派有才学的中国青年学生,位居外国顾问之下。此方案,张之洞未采纳。张之洞返回湖广原任后,容閎成为刘坤一手下的江南交涉委员,三月后辞职赴沪。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容閎向清政府提出两项建议。一为参仿美国银行章程,设立国家银行;二为要求清政府准美商筹资4亿两“邦同中国制造全境铁道,别国不得分夺利益”。前者虽得到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支持和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赞同,但遭盛宣怀的破坏而未成;后者以后缩小为津镇铁路一条,当时康有为正筹划维新变法,极力赞助,但由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反对,又因德国声明不许任何铁路通过山东而中辍。容閎主张借洋债兴办企业或由帝国主义投资经营中国企业,在当时条件下根本无法保证中国真正受益,反映出他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帝决意采纳康有为等的建议,变法维新,容閎又对中国产生了新希望。他热心投身于京师维新人士的集会活动,并对光绪帝寄予极大的期望。在“百日维新”期间,容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接触频繁,成为赞助变法的积极分子。

许多维新派人士常到容閎寓所议论有关问题,变法运动的主要策动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及一些赞同维新的京官、翁同龢等人,都很器重他的学识。这一年八月初“政变”发生前夕及政变期间,容閎曾企图借助美国驻华使馆及英国教士李提摩太设法营救康、梁,均未果。事后,他避居上海租界。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容閎继续进行谋求革新中国之活动。光绪二十六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筹组以“自立会”为核心的“中国国会”,容閎被推为正会长。在他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中,表示反对清朝顽固派利用义和团“排外”,宣告“决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却又宣称“端在复起光绪帝”。也就是既主张起义反清,又要光绪复辟。当时容閎还不认为必须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年,“自立军”起义计划被破坏,唐才常等为张之洞所杀,容閎也被通缉。他化装易名由上海乘轮赴日本转香港,在船上与孙中山不期而遇。在这之前,孙中山对容閎已很景仰,认为容閎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孙邀请容閎在日本停留数日,与赞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会谈。容閎在香港居留一年多,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益不满而时时关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这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对中国的将来具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东亚主人,终在中国,充分肯定义和团的正义性,认为义和团代表了中国的“民气”。而将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并对孙中山寄予很大的期望,说“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

当时爱国华侨谢缵泰等在香港加紧策划夺取广州的反清起义活动,准备成功后建立临时政府,拥容閎为总统。容閎对这次起义极表赞同。由于清政府的一再通缉,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容閎被迫离港赴美,定居于美国东岸的哈特福德城。这是容閎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美国领土。从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元年,容在美国度过他一生的最后十年。由于年事已高,他这次到美国后过着隐居生活。除访友外,主要是撰写回忆录,但他从未停止对于祖国命运的关心,他与康、梁以及谢缵泰、孙中山都有联系。特别是与谢缵泰的关系更密切,彼此经常讨论关于“争取美国朋友的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中国的问题。”光绪二十九年,梁启超自日本游历新大陆,曾特地去拜访容閎,容閎已76岁,梁称其“矍铄犹昔”。光绪三十一年,康有为到美国也曾去拜访他。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以前,容閎一直支持康、梁的活动,希望联合这个“维新党”。他企望把康、梁和孙中山以及谢缵泰等所有中国的改革力量都联合在一起。其时容閎结识了同情中国革新的美国军事家荷马李,支持荷马李等为康、梁在美国组织一支维新军,帮助康梁筹款等活动。但容閎对康有为的作为有所不满,特别是到宣统元年,他逐步认识到康有为“并非安全可信赖之维新人物”后,便“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而不愿与保皇会这一派“维新党”联合了。与此相适应,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渐趋密切,日益积极拥护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张。他特地函促荷马李采取武装起义行动支持中国革命,并与荷马李和布思拟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准备募集巨款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促成孙中山与布思、荷马李进行会谈。

容閎经过长时期的摸索和实践,由同情农民革命到参与洋务运动,企望通过教育计划改造与振兴国家,又由教育救国而参与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最后终于认识到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而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他几经挫折,但一直都在不停地前进。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和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使容閎极为振奋。他抱病给新成立的革命政府表示祝贺,热情地欢呼: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他热诚地希望革命派坚持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国的坚定目标,告诫他们不要同“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袁世凯妥协。以后他又写信给谢缵泰转致孙中山,表示在健康好转后将回国参观这个新共和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特函邀容閎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信中表达对容閎极为仰慕和恳切的心情。然而这时容閎已因脑溢血昏迷不醒。1912年4月21日,容閎逝世于美国哈特福德城寓所,享年八十有四。临终前谆谆嘱咐二子回国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服务,以代替他,报效他深深怀念的祖国。

小编看来,容閎作为我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留学生,他一辈子致力于祖国的事业,可见其爱国精神浓厚。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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