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个王朝来说，勤王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勤王意味着总动员，不仅要打乱既有的全国军事部署，抽调地方军队入卫京师，就可能造成地方上可能出现混乱。而军队驻扎地离京城远近不同，从各地到京城，需要沿途经过的地方供应粮秣，也会扰乱这些地方的正常秩序。更重要的则是，这种征召全国军队入卫京师的命令，请神容易送神难，不一定能各地的军队都来，而先来的一定会试图控制朝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都不太愿意征召全国各地的军队勤王，入卫京师。

比如东汉末，大将军何进为了诛杀宦官，征召当时在并州的董卓进京，董卓还没进京，宦官将何进骗入宫中杀死，袁绍、袁术兄弟火烧宫城，攻入皇宫，大杀宦官，洛阳大乱，董卓在这时到达洛阳，很快就控制了洛阳，随后也控制了朝廷，废立天子，逼辱妃主，公卿大臣无可奈何。袁绍、曹操等逃出洛阳，回到地方上以讨伐董卓为名招募军队，一些地方官员也同时行动。最后，诸侯讨伐董卓不成，就开始各自抢地盘，割据一方，征伐不已，形势更加糟糕，最后演变为三国鼎立，分裂长达近百年。

所以，历代在征召军队勤王的问题上都是非常谨慎的。如果京城只是遭到一般性的围攻，宁可从近处征召军队来保卫京师，也不太愿意命令全国各地勤王。实际上，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从朝廷发布勤王的命令传播到全国各地，到各地接到命令之后组织军队，选任将领，筹集粮草物资，再加上长途跋涉，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短则三四个月，长则半年到一年，多数情况下，即便这些军队是真心忠勤王室，是来保卫皇帝的，也是缓不济急，等这些军队到达京城的时候，京城都已经被攻破了。

明朝实行卫所制，但从成祖开始，为了便于持续的北伐，又征调各地精锐军队，组成京营军队，实际上已经变成团营制。英宗率军出征时，所率领的便是京营军，但仍然留下了一部分在北京。所以，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监国，只能抽调当时在南直隶、北直隶、山东、河南备倭粮运诸军入卫京师。也先率军攻破紫荆关，进犯京城时，景泰帝先下诏征召各地藩王勤王，同时下令宣府、大同总兵官以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巡抚招募军队入卫京师，并且要求朝鲜、河州也同时征兵入卫。待到瓦剌撤退之后，就马上下令“诏止诸王兵”了。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朝廷虽然未能彻底讨灭燕王，但整体而言，也仍然是朝廷处于优势一方。建文四年朱棣率军南下奔袭南京之前，总体上仍然是朝廷的军队在战略上对燕军形成围攻之势，虽然忽有胜败，但燕军仍然处于劣势，建文三年底，朱棣甚至多次上书请和。建文四年燕军轻兵奔袭开始之后，因为朝廷军队主要都部署在河北一带，山东防御空虚，所以很快就被突破了。这之后，盛庸、平安等人赶紧率军南下追击，同时朝廷也派魏国公徐辉祖率军北上救援山东，徐辉祖与都督何福在江淮地区与燕军交战，初战告捷，盛庸、平安等人的追兵也已追来，这时候如果朝廷持重一些，是完全有可能把燕军包围在江淮地区的。

但朝廷这时候听说徐辉祖得胜，燕军已经向北撤退，于是命令徐辉祖撤军，让何福成了孤军。之后，朝廷诸军与燕军在灵璧大会战，结果是朝廷诸军败绩，盛庸所率朝廷主力军队也在淮上发生溃散，入援的辽东兵才走到直沽就直接兵溃，这时候形势才完全逆转，官军中开始出现不断投降燕军的情况。燕军到六合，官军再次收集亡散，与燕军会战，仍然被燕军击败，未能构成有效防御。这时候，朝廷才慌了，下诏命令天下勤王，同时派官员到外出征募军队，但这时候朝廷京畿附近已经没有军队可以征调，加上城内出了内奸，燕军很快就攻破了京城。

而到了建文帝下诏命令天下勤王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逆转，燕军势如破竹，官军连战连败，尤其是在江淮之间未能取胜，胜败大势已定，就算是地方上勤王，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要想地方上的勤王军队能够有效支援朝廷，朝廷至少要在江淮之间能够战胜燕军，最起码是要形成僵持和胶着的态势，才能让地方将领和藩王们看到勤王有成功的希望，否则他们当然也不会冒着得罪未来皇帝的风险起兵勤王。而朝廷在江淮之间未能战胜燕军，大势已去才下诏勤王，当然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所以说，在勤王这件事上，把握好时机很重要。在自己还有能力组织防御的时候就要下诏各地勤王，这样即便敌人退走后，自己也有能力控制局势，不致于让勤王的诸侯控制朝廷，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才下诏勤王，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时候，对各地诸侯而言，观望成败，保境自守会是普遍现象。就算是地方诸侯接到命令之后并没有派兵勤王，而朝廷也能稳住局势，朝廷大战之后实力下降，一时半会儿也没有能力追究责任，多数情况下也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