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海南岛的斗争环境比以前稍安定一些，组织上将我从战斗频繁且护理任务很重的护士岗位上调到北区临委电台 （原中共琼崖特委新闻台），在符集庭台长领导的报训班学习。同我一起调来学习的还有冯瑞梅 （女）和林鸿椿两位同志。当时在新闻台的还有报务员黄运明同志。

从火热的战斗前线转入隐蔽的地下电台学习，我感到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关心和信任，心中非常兴奋，但又有点担心。我暗下决心： 要刻苦学习，尽快掌握电台的操作，不拖大家的后腿，一定要圆满完成党交给我的学习任务。

庄菊正连级任命命令（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不久，蔡劲军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开始了，敌人集中保安第六、第七两个总队， 保安第二、第四两个大队和其他地方反动武装共三千多人气势汹汹地向我琼文根据地大举进攻，环境顿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电台也随北区临委转移到琼山县演丰乡离敌人据点不远的海边红树林里隐蔽工作。符集庭台长和黄运明同志夜里架起电台，在红树林里抄收新华社新闻。在夜里工作，用来照明的海棠油灯在海风的吹拂下不时闪动。为了不让光线透出红树林， 大家宁愿自己受冻，也要用御寒的被单或草席将电台四周围住。为使大家吃上饭，女炊事员静悄悄地划着小木船，穿出红树林去找那些革命村庄和堡垒户，拿到米和柴后给大家做饭。饭做好了就秘密地划着小木船返回预先约定的地点，送给我们吃。生活上和工作上的一些必需品也是靠革命群众按我们的要求帮我们置办好，交给我们使用。没有革命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白天我们就在符台长和黄运明同志的率领下， 转移到离敌人据点较远的红树林里去上课。蜂鸣器的信号调节很有学问，调大了怕被敌探发现，调小了又会被海浪喧嚣声掩盖了， 听不到电码的信号。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们三个人团结一致，互

相勉励，克服各种困难，刻苦地学习。

1947年 7月，北区临委电台 （新闻台）奉命调回五指山红毛乡琼崖区党委归原建制，即琼崖区党委新闻台。当时琼崖纵队司令部和琼崖区党委驻地相距较近，新闻台和琼崖纵队联络台基本是在一起的，大家在山上 （鹦哥岭）搭起草寮住宿。那里是我解放区的中心地带，也是领导机关的所在地， 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安

定。 机关大， 人又多，革命歌声此起彼落，但生活上仍然非常艰苦，吃饭经常是没有菜、没有肉，也没有油，偶尔杀牛分到一小片牛肉，大家就非常高兴了。由于供给不能保证，连穿衣也成了问题，我和冯瑞梅俩人合穿三条裤子，共用一张薄被单， 冷了睡不着就起来生火取暖。尽管如此，大家仍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学习热情。在电台里工作的，除我们北区来的这些人外，还有很多同志，如王谷彰、陈宗堂、胡定义、陈其荣、王琼江和我堂弟庄迪流等， 以及正在紧张地学习的第五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同学们。在这个革命大集体里，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有说有笑， 共同学习，政治思想和工作技能提高得很快，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由于我们由北区来的三位同志还不能上机实习，王谷彰同志便安排我们参加在那里开学不久的第五期无线电训练学习，在这期无线电训练班里有一位叫黄翠英的女同学，成绩尤为突出。 在训练班里给我们上报务课的是符集庭、陈宗堂和黄运明等同志，上机务课的是王谷彰、胡定义等同志。

1947 年底，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党又发出号召，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在党的号召下，我们电台这个小集体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当时的做法是：鸡自养自有，猪则集体饲养；集体种的瓜菜，一部分用以改善集体伙食，一部分供作猪饲料。在阳光的照耀下， 我们驻地的菜地绿油油，鸡肥猪壮，一片生机盎然。

学习没结束，还没有宣布毕业，电台领导就先安排我们上机跟老报务员实习。我被任命当副班，情况良好时让我们独立顶班。我们刚刚能独立工作时，第六期无线电训练班又开学了，这期学员中我记得有曾令判、陈齐安、符光河等十多位同志。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琼崖纵队司令部总台当报务员，一直到 1950 年 5 月全海南岛解放。

回想起在电台工作的这段既艰苦又充满激情的战斗岁月， 真是感慨万分， 难以忘怀。我特别怀念那些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首长， 他们的音容笑貌、亲切教诲， 以及与他们一起的战斗经历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真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我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老有所为，继续为海南——我亲爱的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