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之礼作为中国古代五礼之首，关乎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历代帝王通过一系列隆重、庄严的仪式，达成“天人沟通”，祈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云，“礼天神必于冬至”，历代王朝均极重视冬至的祭天活动。

天坛公园的祭天表演 李京生 摄5000年前出现三环石坛

对于“天”的崇拜和冬至祭祀的传统在早期文化中已有体现。1983年，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历史遗迹，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其中的三环石坛颇具特色。石坛整体由石桩组成三个同心圆坛，与今天北京天坛的构造有高度的相似性。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日南至”（冬至）祭祀的内容，《周礼》《礼记》也有周天子在冬至日于圜丘祭天的记载。

有文献记载的正式祭天始于汉代。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热衷祭祀封禅的汉武帝作“通天台”，并在元鼎五年初步确定了祭祀礼仪。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正月，汉成帝于南郊祭天，成为汉代第一个正式祭天的帝王。东汉初年，神灵的牌位开始有了详细的规划，《后汉书》记述东汉初年，南郊祭坛的诸神牌位多达1514个。有意思的是，祭天传统并不因国家分裂而中断。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开国皇帝均有于南郊告祭天地之举，祭祀天地是宣示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唐宋时期确定了以冬至作为祭天礼日。选择冬至祭天，是因为其节气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古人认为冬至之日，是阴气由盛转衰的开始，此后阳气萌生，万物勃发，因此称冬至为“阳生”“长至”，又称“冬节”“亚岁节”。而祭天建筑设置在国都之南，也是配合五行之说中南方属阳的特性。帝王在这一天顺应天时，南郊祭天，祈佑国泰民安，岁美人和。

明清是祭天制度的定型期。明洪武初年，实行天、地分开祭祀的制度，在南京城外的钟山南、北分别建圜丘、方丘，每年冬至祭天，夏至祀地。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认为天地好比父母，天地分开祭祀象征父母分离，于是改为天地合祭。永乐迁都后，明成祖将南京的祭祀仪式与建筑制式完全迁移至北京。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重新确立天地分开祭祀，于安定门北修建地坛。清代祭天礼始于皇太极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军入关后，祭天礼仪与时节基本延续了明代传统，直至辛亥革命后废止。祭祀典礼中最隆重的仪式

天坛是明清帝王的祭天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清两朝共有23位皇帝亲临此处祭天。天坛周长九里三十步，实测面积约为273万平方米，由祈年殿、圜丘、斋宫等建筑构成。圜丘建于嘉靖九年，自上而下依次为一二三层。为了符合冬至阳生的特点，建筑尺寸大量采用一、三、五、七、九这些阳数叠加，一层中心“天心石”外分铺九块面砖，其后以九的倍数铺至第九圈，为八十一块面砖。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扩建圜丘，扩建后三层周长共计45丈，是九的五倍，符合皇帝“九五之尊”之意。

祭天之典是祭祀典礼中最为繁琐隆重的仪式。明清帝王及陪祭官员在祭天之前均需斋戒。斋戒期一般为三天，斋戒期内皇帝不可饮酒食荤，陪祭官员不审理案件，不参加宴会，不吊丧，不祭神，不扫墓。如果皇帝不住斋宫，则需在祭天当日天色未亮时出行，沿途需平整街道、铺撒黄土，并将所过胡同街口以青布遮挡，以保障祭天队伍平稳抵达天坛。

祭天的准备主要由礼部负责，包括查看祭祀所用牲畜、修葺坛庙、排演祭天乐舞等。所有细节均须处理周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冬至前一天，时辰已过酉时（下午五点至七点），正在斋宫的清宣宗听到神乐署有演练乐舞之声，感觉时辰有所延误，遂下令，以后乐舞彩排须在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完成，如再延误，定当严惩。

冬至节祭天圜丘的布置，体现了古代的天人观念。圜丘一层正北向南摆设“昊天上帝”神位，两侧摆设祖先牌位作为陪位，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作为从位。皇帝的祭天位置即在“天心石”，行三跪九叩礼的拜位在第二层南向。帝王两侧分列引导祭天仪式的“赞引官”，负责诵读向上天祷告祝文的“读祝官”，以及向帝王呈送各种祭器的“司香官”“司帛官”“司爵官”“赞胙官”等。三层分列陪祭的王公大臣。

明清祭天仪式，首先由皇帝自二层步入一层，三上香后回到二层拜位，带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接下来皇帝再度升坛至神位前，先后将玉帛、供品献上，同时读祝官朗读祝文。然后是初献礼，行初献礼的只能是皇帝本人。亚献、终献则由太子、王公大臣执行。在皇帝本人接受福酒、胙肉后，再度行三跪九叩礼。最后撤去供品至燎炉焚烧。冬至祭天体现的哲学思想

历代祭天仪式，除了固定在冬至举行外，改朝换代之机也多是祭天之时。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即欲行祭天礼，只是因洛阳建造尚未完成才推迟到开平三年正月举行。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为宣示明朝正统性与皇权合法性，曾向“上帝”祭告：“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据称不久天晴气爽，遂如愿举行了即位大礼。

祭天仪式是皇帝的专责，代表无上的地位。明清时期的祭天仪式隆重繁杂，碰到皇帝老幼体弱不能全部完成的情况，会选出代为祭祀的臣下。代祭是极为崇高的荣誉，是权位的直观体现。清康熙帝在位61年，遣官代祭多达18次，后期代祭都与九子夺嫡密切相关。在皇二子胤礽第一次做太子时，曾四次主持冬至祭天。但后被废，即便再度被册立太子，胤礽也无缘代祭了。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命皇四子胤禛代行祭天礼。正当胤禛在斋宫斋戒时，康熙帝突然病情恶化，急召胤禛至畅春园听取遗诏。翌日，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帝王祭天旨在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强调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命题的朴素认知。源远流长的祭天典礼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它的功能和内涵随时代演进不断变化和丰富。天坛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展现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天坛公园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祭天文化展演活动，生动再现古代礼制的这一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