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分离或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势力往往集结于东南，其定都又多选建康。建康从三国时作为孙吴政权都城开始，先后为东晋、刘宋、南齐、南凉和陈国的都城所在。建康成为南方政治中心，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在冷兵器时代，建康的军事地理价值往往容易被南方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北方多广阔平原，南方多为山地丘陵，军事上北方比南方更善于用骑兵，南方人善于利用城市据点进行防守，利用水道河流进行军事运输，并拥有比较强大的水师。

以三国时期吴国为例，看三国时期全图，可以发现建康几乎邻近曹魏和孙吴的边境，但曹魏都城洛阳和蜀汉都城成都却位于统治版图靠中心的位置，孙吴定都建业，曹魏一旦横度过长江便能直取孙吴首都，为何孙权不像曹魏一样定都在国土之中心以保障安全，威慑四方？从地理位置和形势看，建康位于长江下游的中间位置，具有长驾远驭的气势；杭州、苏州等地经济发达却因偏于长江下游而显得控制力不足。建康北临长江天险，又有淮河防线，且处于长江由北向东转弯的地带，具有历史地理枢纽的功能，周围山岭众多，处于山丘环绕之中，在缺乏现代化军事武器的冷兵器时代易守难攻。

从宏观上看，建康西通荆州、巴蜀，荆州一带为建业在长江上游的门户，扼守此地可防蜀汉，东连长江下游东南的三吴地区，此地水利丰富、漕运便利、土壤肥沃，经济富裕，可以为建康提供足够的物力支持，北方有江淮天险；可阻曹魏大军南下，建康就处于这样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曹魏士兵多为北方人士，不善水战，从赤壁之战中曹魏的惨败可以看出曹魏军队的不习水战和孙吴军队的水上优势。建康之后一马平川，地势平坦，对曹魏的骑兵来说是具有极大优势，建康一旦失陷，整个南方一带便面临危机。因此孙吴也不敢贸然选择更靠南的城市为都，而选择位于前线，便于物资运输和指挥的建康，利用长江天险抗拒曹魏的铁骑。

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亲征孙吴，面对长江天险曾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黄初六年曹丕再次亲征，“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可见定建康为都，依靠长江天险，举全国之力保卫都城，能有效抵御来自曹魏的威胁。贸然放弃建康而选择更偏南的城市，一旦曹魏越过长江，孙吴便无天险可守，加之过于靠南的地区经济还未得到有效开发，还是所谓的夷蛮之地，也不是孙吴起家所在，而建康早在孙策时就建有将军府邸，也是孙吴政权起家的区域。此外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建业的优势和王者之气，《三国志》记载孙吴谋士张纮对孙权说秣陵自古以来的王气和地利，劝孙权迁都秣陵；刘备观察了秣陵的形势后也劝孙权都于此处，诸葛亮也认为建康“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这些有识之士都是出于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式的洞察和建康位于长江中下游优越地理位置的认同。

建康的军事地理防御往往依靠于上游的荆州门户，孙吴后期两次迁都武昌就是迫于蜀汉对荆州一带的威胁。东晋时期的荆州战略意义重大，地处长江中游，对下游的扬州、建康都有顺流而下、势如破竹的优势，“都秣陵者,必备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国之安危,系于上流而已”，“终六朝之世，荆州轻重系举国之安危”。王敦曾就起兵荆州，顺势而下，攻下了建康，因此占据荆州，控制长江中游，对建康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防守都极为重要，因此孙吴时期孙权不惜破坏吴蜀联盟也要夺取荆州，并通过迁都武昌以支援荆州。定都建康的政权往往努力控制荆州，再依托建康扼江防御的军事地理优势，形成相互依托和引援的军事防线。

除了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建康也拥有便利的交通和经济物质上的支持。建康位于秦淮河谷平原，东面为江南平原，与北方江淮平原隔江相望，可东通大海，利用海运；又可通过河运到达钱塘江、太湖流域，因此建康“襟带江淮，漕运储谷，无不便利”，加之建康东南地区都是由平原和低矮山岭构成，减少了陆运的阻碍，都城与经济重地可以通过便利的水陆交通紧密联系。建康地区水利土壤也适合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康拥有强大的农业经济开发潜力，孙吴政府就曾大规模在此屯田，为江南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

建康成为政治中心后，赋税的稳定是其政府运转的重要因素，建康和江东地区成为南方最为富裕的地区，能够为孙吴政权提供巨大的物质支持，而纵观整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孙吴经济也仅有建康、丹阳郡和会稽郡为经济发达地区。建康作为政治中心，“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孙吴时对建康的开发为后朝定都建康打下了经济基础，无论东晋还是南朝，“建康地区无疑是南方政权的基本经济区”。建康地区拥有开发农业的巨大潜力，孙吴的早期开发为建康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整个南方地区建康一带成为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建康的经济潜力是东晋和南朝定都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定都建康又反过来促进了建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