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中国现代小说界的地位算不上一流，但一部《边城》足以为他留下一席之地。最初了解沈从文是通过读他的学生汪曾祺的文集。心想学生能写成这样，师傅必然更佳，于是陆陆续续地找了很多他的作品看。一周前在时代报上又看到一篇写他的文字，很精彩但有讹误，于是动了写他的念头。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大兵哥（统领官身边的书记员），用笔打出一片天地，得以站在大学讲坛上，实在是不容易的。他的成就在我看来，绝不止于《边城》，也并非其诗作被徐志摩欣赏（沈从文的诗歌好，少有人知）。我所敬佩的，始终是他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历史文物研究。

解放前的沈从文，创作了《八骏图》、《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奠定了其著名作家的地位。然而解放前一年，郭沫若写了篇《斥反动文艺》，指名道姓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顿时将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虽然我不喜欢郭沫若的为人，但这是段政治，和个人关系不大。说来还得谢谢郭老板，不然沈从文也只是写出《边城》的一介小说家而已。沈从文身后留下的六十多个专题的文物研究中，周总理授意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无疑是其中份量最重的一部。

有意思的是，解放三十年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作序的竟然还是郭沫若。难怪汪曾祺会感慨“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

沈从文性格平和，自谓十分“耐烦”（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正是这种优点，让他受到打击后还能平淡处之，在博物馆内研究了一辈子文物，留下大量学术遗产。

说到文物研究，也并非受到排挤后灰心的结果。沈从文从18岁起就在军队开始接触文物了。他的上司统领官是个有学问的人，所收藏的“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通通都是叫沈从文登记管理的。见识和眼力在当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写这篇东西前，我重读了《边城》和《湘行散记》，还有汪曾祺和张充和纪念他的文字，特别有本《沈从文文物和艺术研究文集》，题目取得好，叫做“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面收录了近50篇研究论著，是他后半生文物研究成果的精华。相对小说而言，我坚信这些文字能让沈从文为人们记住更久。这本书里基本都是很专业的话题，很多我也一知半解，比如古代的镜子、古人的胡子、玻璃工艺、瓷器、织金锦等等，只能作为参考书。

其中有篇未发表过的遗作倒是值得分享，题目是《“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历来被引用为脱离尘世所累，悠然世外的隐逸生活，其中“南山”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而“商山四皓”是指秦朝时隐居商雒深山，后汉高祖刘邦请出来，辅助太子的四位高龄贤人，历史上叫做“商山四皓”。

沈从文这篇考证文章的观点是陶诗中的“南山”即为“商山四皓”。他的观点源于文物实例，其一是日本人在朝鲜挖过一个汉墓，里面有件竹篾编成的框子，除了用彩漆绘了西汉以来的孝子故事外，还在一角上绘了四位高士，旁边隶书写了“南山四皓”。另外在河南邓县出土过南朝大墓，内有一块浮雕大方砖，四个人像旁也有楷书“南山四皓”的字样。可见“商山四皓”在汉代和六朝时期，通常叫做“南山四皓”。

如此可以知道陶潜此句含义，东篱采菊时，依然会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助老人，还是心存报国之志。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立意相近啊。引用此文不是断定“南山”即为“商山四皓”，而是这个解释是我所看到的解释中，论证最严谨最详实的。这也是沈从文所说的“用文物证史，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新的材料，性质也相当扎实可靠”。

文章开头说到报载内容有误，是指张充和为沈从文写的挽辞结束。张充和是沈从文的小姨子，汉学家傅汉思的妻子，著名书法家。

报载的是“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其实是以竖行写下的，正确的读法是：“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这是我少年时就牢记的内容，汪曾祺有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也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为题，不致有错在此指出，并与作者共怀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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