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上海在开埠后短短数十年间，由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而成为近代国际大都市，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

“上海珍档秘闻”尽管描写的是局部的一鳞一爪，但传递出半个世纪前老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诸多信息，显示出多角度、多层次的老上海生活景象，也折射出近代上海城市风云变幻的发展历程。

70年前的“远东第一楼”

说起上海的老饭店，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首先联想到国际饭店。因为，它曾经保持“远东第一楼”历史纪录长达30年。透过它那挺拔、高耸的沧桑外表，折射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丝丝奢华气息及中国酒店业扬帆的历史雏形。

国际饭店，1931年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联合所办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兴建。当年建造这幢远东最高大楼的初衷，完全是为了借以树立“四行”的形象，以吸引上海更多的储户到“四行”存款。

饭店由匈牙利籍著名设计师邬达克负责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全部建筑工程。此前，上海的高层楼房都是由外国人承包其主体工程，但四行储蓄会负责人、著名银行家钱新之，是个有眼光的实业家，他竭力赞同由国人自造，以振兴民族建筑业。最后，陶馥记营造厂以良好的信誉和过硬的质量中标。

大楼于1932年8月动工，1933年10月竣工，1934年12月1日开业。国际饭店为地下2层，地面22层，共24层，建筑表高83.6米，比当时香港最高的汇丰银行高出11米，比当年日本建筑高出更多，故有“远东第一楼”的称号。

国际饭店的承建者陶桂林是学徒出身,靠自学成材。他早年在上海一家木器店当学徒,这家店还兼营房屋修理，所以他能看懂建筑图样。当时租界内有不少外侨来店购买家具，由于没有店员懂外语与之交流，失去了许多生意，陶桂林便去补习所读英文，且只能读晚班，这样坚持了8年，终于能熟练掌握英语会话。不久，他脱颖而出，在上海营造界自立门户。

国际饭店

1922年11月，他开办了陶馥记营造厂。该厂除承建了国际饭店外，还先后建造过大新公司、交大教学大楼、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三期工程，声名远扬。在国际饭店建筑招标时，共有六七家中外营造厂参加，竞争激烈。钱新之约陶桂林面谈，说：“陶老板，久仰贵厂大名和工程信誉，不过这次开价嫌高了点，我们接到很多估价单，比你们便宜啊。”陶桂林诚恳答道：“钱先生，你们要造的是国际饭店，材料和施工一点马虎不得，我们是按工程实际需要开价的，绝对不敢用低价冒险。”经再三考虑，钱新之终于选择了以70万银元标价的陶馥记营造厂施工。

国际饭店施工难度极大，当时上海还未建造过如此高的摩天大厦，加之施工场地狭窄，难以施展，上下运输不易；况且施工期短，只有22个月。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难题，陶桂林精心组织施工，天天在工地上与工友们同甘共苦，逐一解决各项难题。

大厦打桩工程由康益公司承包，桩头采用圆木美松，在每根钢柱之下打5根梅花桩。由于桩头打得深，又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筏形基础，因而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中，国际饭店沉降最小。其地面工程从1932年8月开工，到1934年6月交付使用，按期建成，在当时可谓是高速度。

国际饭店原名国际大饭店，解放后更名为国际饭店。24层的大厦，原先有两个大门，一为“四行储蓄会”的进出处，其门面朝南；另一为国际饭店正门，其面朝东南，为接待各国客人的进出处。由于当时饭店接待的多为欧美客人，因此担任接待任务的服务生均需有较高英语会话和书写水平，当年许多前台服务生是沪江大学或其他商科学校毕业生。

饭店拥有三部时速达每分钟600英尺的自动电梯，可迅捷直达顶楼。当年除了纽约有两部这样高速的电梯外，国际饭店成为世界上第二家拥有这样先进、现代、新型电梯的大饭店。2楼为大餐厅，设有红、橙、紫、绿、蓝、黄等小餐厅，装潢华丽，为亲朋好友小聚进餐的好去处。3楼由客厅、酒吧及西餐厅三部分组成。摩天厅设在14楼，以其高耸空间、与星云为伍而闻名沪上。14楼还设有宵夜茶座，为当年上海唯一夜间消遣的场所。24层楼是巨厦的顶峰，这里常常成为宾客观赏夜空和俯瞰风景的制高点。

饭店还拥有一本《帆声月刊》。这也是中国饭店业最早创办的专业性杂志。这种一流的服务设施、人材和企业文化，足可与欧美饭店相媲美。因此成为中外名人、军政要人及名流雅士的社会活动场所。

上海老弄堂

1935年2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在2楼举行欢送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宴会，到会的有苏联大使馆代办、政界要人以及外交界、影剧界、金融界人士。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从日本到上海当晚，梅兰芳、胡蝶等文艺界名人在国际饭店设宴款待。1937年5月19日，中美长途电话通话典礼也在国际饭店举行，宋美龄参加并在15楼套房里发表谈话，并在饭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通电话。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美龄又在国际饭店举行欢庆集会。1947年冬，陈纳德与陈香梅在上海国际饭店14楼举行了订婚仪式。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在国际饭店举行婚礼。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初，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国际饭店召集解放上海部队团以上干部，请来了几乎所有解放大上海的功臣名将，欢庆上海的解放，“远东第一楼”从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中山公园史话

90年前，中山公园这片土地，原来是名叫吴家宅的一片农田村舍，1860—1862年之间，英租界当局以防备太平天国军的进攻为借口，强行“越界筑路”修了一条极斯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当时，担任英租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的英国人锦士·霍格看到有机可乘，就抢先以低价买下了路两旁的大片土地，在路南修建了一座占地70多亩的乡间别墅。因为覆格兄弟还开了一家兆丰洋行，所以他们的别墅也被习惯地称为兆丰花园。1879年，霍格把极斯非尔路以北的土地卖给了美国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今址为华东政法学院)，以后又把路南的土地也卖给了别人。

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成倍增加，为了满足外国侨民游乐的需要，租界里有一个公共娱乐场基金会，其早在1913年就要求在上海西部建立一个公共运动场，用来训练巡捕、商团及停泊在港口上的海军，并且要附设一个游览园地。到了1914年3月7日，该基金会向租界当局正式提出建议：原兆丰花园保留了不少名贵树木，绿化面貌没有受到破坏，如果买下这片土地，只需稍加整理，就可以作为公园对侨民开放。公共娱乐场基金会还表示愿意捐助现银2万两促成此事。当时兆丰花园和邻近123亩土地的所有者安卡赞，也愿意以现银12.3万两出售。3月12日工部局表示赞同这个建议，3月20日召开的租界纳税人会议上形成了第12号决议通过这个议案，并且在1914年当年的财政预算中获得了购买土地的资金。因为不需要重大改建，1914年7月1日，公园就正式对外开放了。

当年公园只有北部这片土地，公园大门设在极斯非尔路上，就是现在中山公园的北门，所以定名为极斯非尔公园，又因为这座花园数十年来被习惯称为兆丰花园，故两个名称同时存在。另外，由于公园靠近苏州河上的梵皇渡(原沪杭铁路二号桥)，又曾称梵皇渡公园，直到1944年6月才改名中山公园至今。到1917年，公园范围已扩展到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公园大门也随之改到长宁路上，就是现在中山公园的正门。

公园开放之初，工部局颁布了游园规则：只对外国人开放，不准华人入园游览。这种对中国人的侮辱行径受到中国公众的坚决反对。1915年6月7日早晨，圣约翰大学一位教授，翻过园墙进入公园，从里面把园门打开，让50多位中国学生进入公园，以示抗议。其实，租界里的公园都发生过类似的正义斗争，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但是，终因国势贫弱没有奏效。直到1927年，在革命声势的震慑下，租界当局才决定从1928年6月1日起，各个公园允许中国人进园游览。

1914年兆丰公园筹建的时候，计划在公园里建设一个动物园。从1915年开始，陆续有市民和外侨赠送动物，其中有西伯利亚小黑熊、猴子、食火鸡等。动物园还以每只50元的代价买了两头豹。但那时公园还没有饲养设备，于是就把这些动物寄养到虹口娱乐场(现在的鲁迅公园)去了。直到1921年兆丰公园向西扩大，才正式建造动物园，划地2亩9分，拨款现银1万两。1922年8月7日开放。那时动物园规模很小，动物也很少。可就是这个小小的动物园，一开办就颁布了歧视中国人的规定，1922年8月10日工部局的《动物园暂行章程》规定：1.动物园对外国人每天开放，中国人只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游览，开放时间从上午10时到天暗。2.衣服不整齐者不得入内。3.警务人员应严格执行上列章程，如有违犯时将予法办不贷。门票是小洋一角。参观的游客不多，直到1964年上海西郊公园(上海动物园)建成后，这里的动物都被合并到上海动物园去了。

1924年至1925年间，公园的东北部建了一座喇叭形的露天音乐台，台前有2700平方米的草坪，可以放置1000多把移动座椅，供欣赏音乐的人使用。1935年在公园的南部建了一座凉亭，亭子的栏杆、石级、地坪都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亭的两侧有两个壁龛镶嵌着两座大理石雕像，可惜在“文革”中被毁。这座亭子当年是一位外国侨民嘉道里·爱斯拉夫人向公园赠建的。大理石亭子的位置原来是一座中国古典式的亭子，因为造这座大理石亭子迁到西部的牡丹园去了，取名牡丹亭，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租界时期，自从建了这座大理石亭子以后，就代替了原来的音乐演奏台，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租界工部局的交响乐队就在此演奏。

在大理石亭子的前面，曾经有一口很大的铜钟。这口大钟是1922年11月10日从山东路救火会搬过来的。原先是敲钟报警用的，后来因为有了先进的报警设备，就作为装饰品移到公园。根据档案记载，这口钟是向美国尼来商店订购的，于1865年铸成，1881年运来上海。很可惜，这件文物在1958年作为废品被处理掉了。

上海鱼市场的建立

100多年前，上海十六铺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鱼行林立，形成了品种齐全的鱼行街。其时，旅居上海的钱塘才子袁翔浦，曾在一首《望江南》词里，描绘了当时上海海鲜盈市的盛况：“申江好，莫叹食无鱼，赭尾银鳞终岁足，雕蚶镂蛤及时储，鲜美有谁知。”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产品集散地，原有的十六铺鱼行已难以承担整个上海的鱼货交易。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鱼市场筹备委员会成立。经筹备会实地考察，选定了杨树浦底的定海岛(今复兴岛)作为上海鱼市场的场址。

鱼市场之所以要选在定海岛，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距吴淞口很近。当时海产品主要来源有3种：一是本市渔轮捕获的；二是冰鲜船在海上向各省渔船收购的；三是各地冰鲜鱼货用商轮运来的。这三种船均是从吴淞口进入上海的。其次是与商肆鳞次栉比、空间局促、地价昂贵的十六铺相比，定海岛岛长3.42公里，江岸线达335米，面积1.13平方公里，江面宽广，便于船舶停靠，地价也便宜。

昔日老上海苏州河一带

1935年元旦，上海鱼市场在定海岛奠基开工，当年11月竣工。落成的鱼市场占地67亩。一幢高7层的办公大楼屹立于市场的中心；其东为可停靠近30艘渔船的码头；西为2层的经纪人办事处计52间；北接冷藏库；南邻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拍卖场。

鱼市场采用股份制，资本金官商各占一半。1936年4月10日，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理事会由15人组成，其中官股8人，商股7人。杜月笙任理事长。总经理由王晓籁担任。故鱼市场的实权操纵在帮会手中。接着，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了《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营业规程》。

1935年5月11日，鱼市场举行开幕典礼。12日凌晨3时正式开业，靠码头的渔船多达40余艘。原来在南市十六铺的鱼行以经纪人身份进入鱼市场集中交易，当天进场的鱼贩有4000人。由于新市场佣金比十六铺提高0.8%，鱼贩为抗议市场不合理规定，于5月13日开始罢市。市场与当地官方派警进行弹压，风波始告平息。

这是全国设施最完善、交易量最大的鱼市场。据当年的统计资料：上海鱼市场自开业至当年年底234天，共交易鱼货6万余吨，营业总额为825.51万元。鱼市场开业后，几乎整个东、黄海上的渔船都到上海来投售。那时候渔汛期间，复兴岛的浮船码头江面上，桅樯如林，渔旗飘扬，在鱼市场7楼楼顶，霓虹灯昼夜不停地闪烁，打出“上海鱼市场”5个大字，映红了半边天空，渔船一进入吴淞口就能看到。可惜“八·—三”战事一起，鱼市场毁于日军的炮火。

1937年，定海岛被日寇海军占据，成了日本人的军械仓库。生意兴隆的鱼货交易，也只能被迫又退回到南市十六铺一带。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3月1日，上海鱼市场正式复业。此前，国民政府先后派唐承宗、杜月笙、王晓籁等来沪，接受日伪华中水产株式会社上海鱼市场。原打算修复定海岛上的鱼市场旧址后重新开张，但因其几成废墟，只得在齐物浦路(今江浦路)日伪建造的鱼市场场址复业。这个鱼市场占地30亩，规模仅为定海岛老鱼市场的一半还不到。

鱼市场建立以来械斗不断，据上海鱼市场《场务日记》记录，自民国37年11月8日至民国38年2月15日不到4个月内，因鱼贩争购强买鱼货而引起大大小小的纠纷多达数十起。事端的挑起，多数是因混杂进鱼贩中的一些地痞流氓，依仗帮会势力，在鱼市场恃强凌弱、强占硬买，称霸一方，故鱼商、渔民对这些欺行霸市的鱼贩恨之入骨。

尽管如此，但鱼市场存在期间，毕竟为素喜食鱼的上海人每年提供了各种水产品达6-7万吨。

上海滩最老的学校

敬业中学创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距今已有257年历史，是上海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名校。

据清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敬业书院初名申江书院，在县署北，明潘恩宅也。”原来，潘恩在明嘉靖时以左都御史致仕，其子允端官至四川布政使，父子俩曾权重一时。其时，潘恩父子在上海兴土木，建造府第，其中包括现在的豫园和申江书院的旧址世春堂(即今梧桐路安仁里一带)。清乾隆十年(1745年)，江苏按察使翁藻曾驻上海，公务之余，常集诸生讲解经书，并积极筹措创建书院。后因奉调江西，创建书院计划暂且搁置。两年后，翁藻还调江苏，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当时上海知县王延率先捐俸，将世春堂修缮一新，改建为讲堂斋舍，定名为“申江书院”，作为举贡生童每月会课的场所。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巡道杨魁集资大兴土木重建书院，改名为敬业书院。

“敬业”出自《礼记·学记》中的“三年视敬业乐群”之句。书院既有饱学宿儒授业，又给学生发一定的“膏火津贴”和书籍以奖励学业，开了上海书院制度之先河。于是上海本地与外地有志于学业者纷纷慕名而来。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到上海视事时，喜欢在敬业书院居住和办公。有一次，他还高兴地挥毫题写了“海滨邹鲁”四字，来赞扬敬业书院。书院山长向以名流贤士充任，如道光进士、近代维新思想家冯桂芬也曾于1860年至1862年间出任敬业书院的山长。1862年，署布政使吴煦迁书院于旧学宫基(今聚奎街一带)。清同治十年(1871年)，敬业书院开始作考棚，每年举办两届县试。

1902年，即在清政府正式颁布“癸卯学制”的前一年，上海知县汪懋下令改敬业书院为新式学校，定名为敬业学堂，以姚文楠、叶景沄、李鸿膏、刘汝曾为董事，张焕纶为总教，并于同年4月1日开学。

1905年，敬业学堂采用校长制，由叶景沄任首任校长，并改校名为“上海县官立敬业高等小学堂”。

景沄先生也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西方近代科学。1905年至1913年他任敬业校长期间，在课程中最早设置“西算”、“理化”、“博物”等学科。当时，书院的“策论”课题有：《戚继光平倭》、《问中国印花税有无流弊》、《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开源节流策》、《问两法设警察部界合于周礼司市诸职否》、《商务利弊策》等。这些课题所研讨的内容已跳出以往只钻研经书的学究式学习方式，而将视野转向有关富国强民的学问上。

1913年，据“壬子癸丑学制”，敬业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改办初中，称上海县立敬业初级中学。1929年添办高中，设普通科与师范科，更名为上海特别市市立敬业中学。

抗战时期，敬业中学成为上海学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之外皆沦于敌手，敬业中学奉令停办，迁入租界，改组为私立南方中学，由陈霆锐任主任董事，徐梦周为校长。校址在静安寺路斜桥弄75号(今吴江路75、77号)。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占领租界，学校已无法上课，但多数同学还是到校。当时，学校负责人王美中擅自代表学校向汪伪注册，激起广大师生的满腔义愤，南方中学也就停办关闭了。时任南方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乔石提出，要动员南方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另外组织“四维学社”，借他校上课，并在校内组建了学校委员会，全力稳定老师和学生的教学情绪，争取合法化，免遭日伪破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方中学复名为敬业中学，成为被国民党控制很严的一所所谓“市立模范中学”。1946年6月，敬业中学重新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为王关澄(王一明),组织敬业学子参加了1946年“6·23”反内战大示威。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了解到国民党正在胁迫敬业中学校长陶广川到台湾，便派年方19岁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彭年到陶校长家中做工作。果然，陶校长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胁迫他到台湾去的要求，并且把学校的钥匙交给军代表陈云涛。

257年来,从敬业毕业的无数学生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敬业书院时期有文史学家陆锡荣和以诗文赢得“乾嘉江南七子”称号的赵文哲、黄文莲等。然而，最杰出的学子，当数叶景沄之子叶企孙了。叶企孙1907年入敬业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开创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两弹一星”的功臣王大珩、王淦昌等23位科学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叶企孙的弟子及再传弟子。

除了叶企孙之外，敬业中学还有众多学子在政治、军事、科学、艺术、文教等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国泰电影院旧事

坐落在今淮海中路、茂名南路转角上的国泰电影院，是上海十分有名的一家老影院。打开国泰的历史案卷，可以发现这幢建筑是装饰艺术的杰作。

在世界建筑史上，有一种流派，叫做“装饰艺术派”。这一名称出现在纪念应用艺术诞生100周年的巴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上(1925年)。因为风行时间很短，留下的遗存不多，惟独与国际建筑发展同步的美国一些城市和上海，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国泰，这幢雅洁而雄伟的建筑，正是装饰艺术派的一件精品。

这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占地面积1559平方米，建筑面积2156平方米，3层。由著名建筑设计事务所鸿达洋行设计。主设计师匈牙利人鸿达(C.H.Gonda)根据地块特点，将主立面安排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迈尔西爱路(茂名南路)交会处，以大门上方那道嵌书着“CATHWY THEATRE”字样的狭长垂直凸面，连接顶端的旗杆，组成了中轴线，顺两条道路作直角状的对称型周边式布置。在两侧用紫红色泰山面砖铺砌的外墙上，以水泥粉刷的白色砖缝线与窗框组成垂直统长的醒目线条，予人以一种几何感和秩序感。大门上方又采用逐渐向上、向中收缩的表现手法，集中到那根直指苍穹的高耸旗杆，更显示了一种挺拔、简洁和明快的风格。那个远远向外悬挑的偌大雨篷，更令人瞩目，将人行道遮覆了大半，很远就可望见。

国泰电影院旧景

而国泰的内部装饰则具有浓重的古典主义色彩。进入厅堂，两尊洁白精美的维纳斯雕像伫立两旁，两道圆弧形的扶梯左右分上；狭长而高敞的放映大厅，两座竖立在舞台旁的柱灯，与穹顶上左右梯式排列的上万盏顶灯，直横交辉；四壁疏密有致的古典式浮雕、图案，大厅与过道上软厚的织花地毯，都透发出华贵典雅的气息，使每一个观众仿佛置身于古代希腊或罗马的艺术殿堂。

这便是国泰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是1994年2月15日公布为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的理由。

国泰位于霞飞路欧美侨民聚居与活动区，其环周诸如皇家花园(今陕南村)、凡尔登花园(今长乐村)、阿斯屈来特公寓(今南昌大楼)、华懋公寓(今锦江北楼)，都是国泰建造前后形成的外侨聚居处，隔路相望的法国总会更是法租界、也是上海最高档的社交场所。西侧的亨利路(今新乐路)圣母大教堂和东侧不远处的尼古拉斯东正教堂，又都是俄侨最重要的宗教生活场所。

那时，国泰的院名不用中文，中文院名是1950年才标立的；放映的全部是英美片，且都是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等八大公司和英国鹰狮公司的大片；所安装的设施，也全是美国森泼莱斯的产品；连银幕的构造也很独特，无论从影院哪个角度看去，画面绝不变形；诸如冷暖空调等也是当时稀罕之物。抗战胜利后复业时，还在每个座位上配装了译意风，将影片中的对白同步译成中文。领票员是清一色的俄侨小姐。影院以美商名义注册，管理由英国人白脱勒主持，门口有警卫值勤。早在开业时，打出的广告语便是：“丽富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化之大成。”

设施高档，影片高档，管理高档，价格自然也是高昂的。开张之初，日场1元、1.5元，夜场1.5元、2元。当时，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30元上下，霞飞坊(今淮海坊)里一幢新式里弄住宅的月租也只有82元，比照之下，其值之昂，可知矣。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因战区人口大量涌入租界，电影等娱乐业一度得以畸形发展，国泰也由每日3场改为4场。在当时浙江实业银行所派的负责人朱博泉策划下，与联怡公司合作，成立了亚洲影院公司，成功地抵制了美商八大公司的垄断片租，迫使他们降低片租账率，以倒四六拆账甚至倒三七拆账。为此，国泰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一爆发，虽然法租界仍算孤岛，侵华日军已率先接管了国泰。次年5月，转交中华电影联合公司管理，大班白脱勒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1月，停映英美片，清一色放映日本片。1944年1月，国泰进驻了日本宪兵，放映厅里设置了临监席，作为监场日本宪兵的专座。

随着战局日趋紧张，1945年春，侵华日军将浦东集中营中的英美侨民迁至华懋、峻岭两公寓的最高层，名为“上海敌侨收容所”。国泰也被日军正式占据，用作宪兵队的兵营，那天是1945年3月5日。放映大厅改为马厩，皮椅全部被拆除，饰有古典浮雕与图案的四壁被开了几个大洞。艺术被践踏，国泰在泣血。

1946年1月26日，国泰复业。除了英美片，也开始少许放映几部国产片，诸如《假凤虚凰》《吉人天相》等。

1949年5月27日《申报》刊发了一帧照片，国泰大戏院的大门上，一块“客满”的牌子占据显著位置。那正是上海南部市区被解放的第二天，这反映了上海社会井然的秩序，作为国泰主要服务对象的有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平静地对待这场社会大变动。在当时，国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上海社会的动向。

内容摘自《上海珍档》

西坡 编著

编辑制作：徐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