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素白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便是闭关保守，盲目自大，造成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现如今的中学历史教材上，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清政府在乾隆年间将所有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只允许在这一处地方进行贸易，是清政府走向闭关锁国，保守的明确标志。然而广州十三行具体是怎样的机构？而清政府只允许对外贸易只在广州一处进行吗?

本来只是处在明王朝东北边境一个落后的渔猎民族，在明末发展为与大明相对抗的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金为清），而1644年八旗铁骑便破关而下，席卷大江南北，很快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领土与政权（少数的抵抗也很快被消灭）。此时只有郑成功据守台湾孤岛，与清朝相抗衡。清政府为切断郑氏政权的物资供应以及和沿海居民的互动，从康熙元年在沿海实行迁界与海禁政策。如果此时讲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是比较成立的。

但是到了康熙二十二年，情况有所变化，施琅平定台湾，郑氏政权覆灭，康熙皇帝在台湾设县，隶属福建省。由于台湾统一，沿海平定，继续实行海禁便没有必要了。于是清政府正式开海，并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立四海关，专门管理对外贸易。

清朝设立的海关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海关功能类似，主要管理中外商人贸易。比如包括国内商人出海贸易的出出境手续，外国商船的入境手续，中外商船课税，税则定制，港口设施的管理维护等等，如此看与现代海关并无很大的差别。

但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清朝海关官员以及地方官员不直接干涉商业，与商人打交道（私下里收取好处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地，“士农工商”商人是最末的一流，所以官员是不能直接与商人往来的（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当官员不能直接出面，事情又不得不做，于是这中间的代理——行商应用而生。他们代替官方管理住在港口和夷馆的外国商人，代替外商办理出入关手续、保税、缴税、提供生活用品等等。当时以英国商人为首的外商虽然很不喜欢行商包办一切（百年后矛盾积累，鸦片战争的爆发与行商制度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对于行商提供的服务总体是比较满意的，尤其广东粤海关，一些外商认为这里简直就是外商的天堂。

由此可见，清政府在乾隆之前的几十年中对外贸易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虽然受观念的影响，方法保守不合理，但管理海上贸易的原则是跟宋元时代比较接近的（宋朝常被人们理解为一个开放重视商业的朝代）而且只从海关制度方面讲，清朝是中国历代各王朝最完备的朝代。而由于在中后期受日本倭寇、海匪的骚扰、明朝是“闭关锁国”的真正代表。

既然清朝这么开放，那么将贸易限制在广州十三行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而且还被教材引用，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以及之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马士，他们经过自己一番论证与考察，将明清以来的对外制度，尤其是通商层面归结为“朝贡贸易”，而这样的说法是被国内学术界接受并广为宣传，而朝贡贸易论就认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中国的海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港，并设立“公行”来垄断贸易，而这其中以十三家规模较大的为代表，称之为“广州十三行”（关于十三行名字的来源说法有很多），将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制度称作“广东体制”。

然而近些年以来，学者们对“朝贡体系论”不断进行质疑，有人甚至提出新的说法取而代之。根据考订，清朝并没有将所有的外国商船限制于广州一港，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英国。之所以限制英国商船，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为了取得在宁波等港口的贸易权，从而乱闯非贸易的口岸，甚至将船开到了首都北京的外海天津口岸，朝野深受震动，乾隆皇帝遂严格限制英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贸易。

其实，乾隆不同意英国商船到宁波进行贸易的理由有两点。一是粤海关的税收存在着定额，而在粤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大部分都是英国的，如果英国商船到其他港口贸易，那么粤海关的税收定额难以达到规定的数额。第二则是港口规模的问题，当时除了粤海关，其他单位没有接受英国商船的对口牙行。当英国人最初试图在泉州进行贸易的主张八日清政府得知后，乾隆是打算整顿宁波海关，使之拥有同粤海关同样的机能。然而当朝廷的方案还没有下达地方，急不可耐的英商盲目闯进天津海口，乾隆龙颜大怒，颁发的谕旨提到“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然而这份谕旨针对的对象只是冲着英国商船去的，却被引用作为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一条“明证”。

如果说孤证难立，那么只需考察当时其他的一些来华贸易的国家的情况。查看当时清朝另外一口著名海关港口厦门，明确提到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像是西班牙（吕宋），暹罗，苏禄等等国家仍然在此进行正常的贸易。那么所谓必须到广州进行贸易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既然如此漏洞百出的理论，甚至还有史实上的错误，能够广泛被接受，甚至被写在教科书上，其背后原因是什么？

马士、费正清等学者当时探讨历史所处的历史观是一种“西方中心论”，他们将明清两代对外关系总结为朝贡贸易体系，模糊明清两朝的界限，从而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是完全停滞不动的。只有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势力真正进入中国大地，中国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化历程，从而构造出“冲击——反应”模型，只有在接受西方的文明和科技之后，这个古老的帝国才能不被历史淘汰。因此1840年的鸦片战争则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

然而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冲击——反应”模型便遭到普遍变的质疑。费正清的弟子柯文则是代表，他们主张从中国自身来探讨其近代化的因素，从中国发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