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陕西挖出一方形文物,看似平淡却经历传奇,影响中国千年历史

各位读者晚上好!子渊近期曾给大家介绍过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其流传经历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兴趣。今天咱们就再来说说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战国商鞅方升。

▲上海博物馆外景

晚清时期,该方升于陕西省蒲城县平路庙乡寺坡冶炼遗址出土,是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其珍贵之处在刻铭详尽且又与重大历史改革相关。战国商鞅方升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容积202.15毫升,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在方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令铭文,这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的最好体现——商鞅虽因变法得罪贵族势力而惨遭车裂,但其所开创的一系列制度,依旧被秦国完整的承袭了下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并建立庞大的秦帝国后,又将秦制推广为天下之法。

▲战国商鞅方升

“商鞅变法”虽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其本人也同样毁誉参半,但其结果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过一系列变法措施,商鞅使位于周王朝西部边陲的贫弱秦国走出困境,最终一统天下。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稍微大型的改革都会面临巨大压力,更何况是长期与西戎混居的秦国。这个半农耕半游牧的西疆小国,本来就物产贫瘠,再加上周围强国林立,时刻都有被他国吞并的危险,在“诸侯轻秦”的时代背景下,秦国百姓甚至被他国当成“三等公民”对待。

▲秦孝公嬴渠梁剧照

为改变世人对秦国的看法,当时在位的秦孝公招揽天下才俊入秦进行变法革新,但他们的方案都没有让秦孝公满意,直到商鞅入秦,秦孝公才看到了秦国强大的可能。经过两年的观察,秦孝公在深入了解商鞅的变法措施后,正式任命其为大良造,这是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其对商鞅的信任之深可见一斑。由于商鞅改革举动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的利益,后者遂联手阻碍商鞅变法,双方就此结仇。秦孝公死后,秦国贵族联合秦惠王一起,将功勋卓著的商鞅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剧照

在变法前期,普通百姓其实也怨声载道,这是因为新法规定秦国绝大多数男丁将要定期入伍,造成了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然而即使身处逆境,商鞅仍对富国强军充满渴望,连遭阻碍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度量衡——度,即计算长短;量,即测定容积大小;衡,则指测量物体轻重。统一度量衡,对旧贵族利益无疑会造成更大的触动,变法也变得愈发艰难。新法推行数年后,秦国国力逐渐强大,然而最大功臣商鞅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为了躲避仇敌,他甚至要雇佣一批武力高强的勇士进行贴身保护。

▲战国商鞅方升铭文拓片

秦人在感情上虽对变法不大认可,但在行动上却很支持。方升底部所刻铭文,正是嬴政诏书与商鞅变法时秦人所刻,两断铭文距离虽不超过2cm,但时间却相隔123年,这意味着方升从一国的标准转变为天下的标准,仅用百余年,而秦国正是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逐渐强大,成为天下霸主。时至今日,商鞅变法时所颁布的这项政策仍影响着国人的方方面面,商君虽死而政不息就是如此。

▲商鞅剧照

说起来,战国商鞅方升的制作工艺既并不复杂,其上也无奇丽纹饰与神秘图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由几何直线组成的近长方形物体,但却标志着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法度;唤醒了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华夏先民,对一个泱泱大国有了统一的认识;见证了两千年前那个不肯屈服于命运的青年改国运、兴秦邦的故事,其意义之重大不必言说。

参考文献:

《文物背后的中国历史》《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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