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嘛，百度一下，各个都说《襄阳记》（即《襄阳耆旧记》）里写了：（蒯）钦从祖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

于是后人纷纷解读：因为孟达杀蒯祺，所以诸葛亮不肯原谅孟达。

然而，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

所谓的《襄阳记》早就在宋代之后就遗失了，现存的版本是辑本，几个版本大多成书于明清时期。

我再提一个原则，是我提出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前辈说过，毕竟我看书少），就是：辑本中所有的引文都应该提供出处，这才是合格的辑本写作方法。

然而，我发现很多古人写辑本，类书，根本不提供出处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严可均编《全XX文》系列，倒是列了一些引文出处，说明他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我是赞成他的。

回到正题。

我列一下目前所谓《襄阳记》辑本的传承脉络：

第一，此书早就失传，而在历史上，除了习凿齿著《襄阳耆旧记》外，还有个郭仲产著《襄阳记》。因此明朝形成的辑本的内容，鬼才知道是不是这两本书，甚至更多同名、类似的书籍集合而成的。

第二，元末明初，陶宗仪著《说郛》，其中就包括了所谓《襄阳记》的内容。这本书目前流传的版本是清顺治三年（1646年）本。

第三，明朝有佚名人士著《五朝小说》一书，后来失传，民国十五年（1926年）出了一本《五朝小说大观》，实际上是在顺治三年本《说郛》的基础上重编的。——《说郛》和《大观》有个传承关系，内容雷同。

第四，清乾隆五十三年（1786年），任兆麟在他家藏的监海本基础上做增辑，有三卷，收入《心斋十种》，因为没有刊印，到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吴庆㦞以《心斋》为蓝本，编了五卷入《襄阳四略》，这个版本被称为“吴本”。——《心斋》和吴本有个传承关系，内容雷同。

现代版有黄惠贤著《校补襄阳耆旧记》（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舒㷊与张林川合著的《襄阳耆旧记校注》（1986年12月荆楚书社，吴金华语）均是取吴本为底本。

我现在看，究其原因，是因为吴本距离现代近，内容比其他版本多的缘故。

在舒㷊与张林川合著的《襄阳耆旧记校注》中找到蒯钦内容。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

第一，惠帝歌谣那段是可以在《晋书》等史书中找到原文的，但是绝对找不到杨济（杨骏之弟）向蒯钦咨询的记载。

《晋书·五行中》：惠帝永熙中，河内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又曰：“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终为人叹。”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伤。杨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也。两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

第二，还有后面这句“（蒯）钦从祖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在《晋书》中也是根本找不到出处的。

第三，在本书校记中写道：《心斋》本和吴本有蒯钦的文字，《说郛》和《大观》是没有的。

在序言也比较了篇目不同。

第四，在2018年中华书局评价黄惠贤著《校补襄阳耆旧记》一文中也写道：

至于蒯钦、习嘏的事迹，《晋书》几乎没有提到。《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所谓“汉人物”所载二十七人，其中半数是《三国志》、《后汉书》不曾为之立传的，但它们却保留了很多有用的历史资料。

所以，任兆麟编《心斋》时，人数从18猛增到42，天知道他是从哪看来的。

真相在此

然后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一条：

原来是任兆麟在编《心斋》时是轻信采纳了地方志的内容，而且还给原文“诸葛孔明之姊”还增加了一个“大”字，确定是诸葛亮大姐。

感觉他是为了跟《三国志·庞统传》裴注引《襄阳记》“（庞）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中的“小”字对应一下？

所以让我说吧，任兆麟不按辑本规矩来做事，又轻信地方志，又喜欢编点私货，做出来的的辑本就成了这样了。

历史发明家，古已有之，后人不审，三人市虎。裴松之时期的记载，诸葛亮只有一个姐姐（裴松之是写“小姊”，李贤注文没有“小”字。），给《襄阳府志》与任兆麟合力变成了两个姐姐。

再到了现代，百度一下，两个姐姐的名字连都有了：

诸葛梦雪。

诸葛若雪。

真好听，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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