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和先生逝世的当年，邓瑞全兄就约我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记得当时瑞全兄对我说：“先生对你最好了，无论如何，你得写一篇。”的确，先生于我，生活上照顾，学业上鞭策，关怀备至，恩重如山。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也可以说是为一生奠基的重要时期，而先生是这一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于情于理，我都该写。当时也接受邀约，写了一个开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写完。这么多年过去了，计算机都换了好几台，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已经无处找寻。这次再次受邀，我很感谢瑞全兄给我这个感念师恩、弥补自己遗憾的机会。

1979 年 9 月，完全是因为一个误会，我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最后时刻，鬼使神差般地自作主张，将原来和中学班主任老师商定好的最后一个志愿，改成了第一志愿，并最终“如愿以偿”，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只是想考上大学，至于上哪所学校，学习什么专业，都不曾考虑。入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泛览无归，没有明确的方向。直到 1981 年下半年，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选修课，才引起了我对历史文献学的兴趣。先生讲课，广征博引，侃侃而谈，特别是时常提及陈垣先生(先生从来都是称“陈老”或“老校长”)和许多学人的掌故，亲切具体，很是吸引人。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师，年纪比先生小不了多少，也和我们一样，一堂课不落地听完了先生的这门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由于先生上课结束后，总有学生问问题，这位旁听的老师就在一旁等候先生，最后一起离开教室。1980 年下半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陈垣校长诞辰 100 周年的活动；先生在历史系做了专场学术报告，引起了很多同学对于陈老学术的浓厚兴趣。可以说，我走上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之路，完全是受先生的影响。

我向先生请益，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一天，我带着自制的《历代艺文志经籍志表》(经部易类)，到西四能仁胡同拜见先生。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得知我有意通过这一工作，考察历代文献的增加、遗失、伪作等情形之后，非常高兴，一连问了好几声：“谁叫你做的？谁叫你做的？”夸赞这一工作有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拜会先生，当时先生曾送给我《纪念陈垣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文集》等 3、4 本刊载有先生纪念陈老文章的、内部印刷的书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他人赠书，心里非常高兴。先生当时曾应我的请求，为每本书都签了名。

作者和恩师刘乃和先生

从此之后，我经常向先生请益问难，和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先生见我喜好文献学，便多方奖掖，关爱有加。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也打定主意，以文献学为专业。我毕业的 1983 年，不巧先生那年不招收研究生，我对不能跟从先生继续学习非常遗憾，先生也为我的前途担心。那时，国家刚刚发出了整理古籍的号召，历史文献学很受重视。历史文献学界的权威、华中师范大学的张舜徽老师著述宏富，声名隆盛，很多学生视为泰山北斗，不敢报考。我们班一个和我同样喜好文献学的同学，完全是因为这一原因，放弃了报考华中师大，转而报考山东大学。我也担心报考的人多，竞争过于激烈，一直犹豫不定。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报考张老师的研究生，并说：“如果你没有考取，我就设法把你留校。”这实际上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在得知我决定报考之后，先生很是高兴。临考之前，先生写信鼓励我：“望在这最后时刻，加倍努力，能够考上。”又说：“张先生的著作，想你都已看过，应多多体会他的治学路数。”还特别叮咛道：“考试期就在眼前，今不多谈，甚盼考完能听到你考试情况。”殷切之情，溢于信间。与此同时，先生还写信给华中师大的崔曙廷老师，介绍我的情况，而这一切我当时全然不知。那时电话还不普及，相互联系主要是靠书信。考试结束一段时间后的一天，我接到在小汤山疗养的先生的书信，让我尽快到小汤山一趟。第二天我赶到小汤山疗养院，先生高兴地告诉我：崔曙廷老师来信了，我的考试成绩不错，名列前茅，近期就会收到华中师大研究生处发来的面试通知。当时，从北京到武汉的火车学生票只有 8 元钱，先生为我到武汉参加复试，执意将 20 元钱塞给了我。果然，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招生办的电报复试通知，并最终顺利考上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师从张舜徽老师和李国祥老师攻读硕士学位。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先后会长张舜徽先生和刘乃和先生

我在华中师大学习期间，先生应张老师之邀，南下武汉，为张老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班”讲了一周的课。得知先生要来为研究班授课，我非常高兴。所里老师知道我和先生的关系，特意安排我到车站迎送先生。刚见到先生时，先生一个劲地说 22 岁的我“长高了，又长高了”。先生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纪年、避讳、科举和地理沿革几个专题，是所请老师中讲授内容最多、课时最长的一位，因此在华中师大住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每次先生上课，我都到住地接先生，再陪同先生一起到教室。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因为大雨，上课时间延后了，我也比平时晚了一些时间到宾馆接先生。先生因为事先不知道时间变更，一切准备就绪，正焦急地等待着我。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并为自己的疏忽而愧悔。

先生在外讲学，也忙于著述，那时正在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年会论文集《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她的序就是在武汉讲学期间写成、并经我手发出的。在武汉期间，我还陪同她到武汉大学，拜访了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在唐先生家里，两位长辈回忆师友，谈论学术，渡过了愉快的两个小时。最后，我们一起在唐先生的家门口合影之后，才告别珞珈山。后来唐先生又来桂子山，回访先生，可惜这次我无缘侍坐，是事后先生告诉我的。我也曾陪先生到张老师家，时隔多年，只记得当时可能是我做了一些端茶送水的小事吧，先生乐呵呵地说：“有事，弟子服其劳。”

恩师刘乃和先生和唐长孺先生在武汉大学

我在华中师大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回到母校，和先生一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尽管先生在陈垣研究室，我在历史文献研究室，她身边有很多学生，但先生没有把我当外人，关爱照顾，一如既往。这时先生已经从能仁胡同迁居校内，我到她那里叨烦请益的机会就更多了。买到一本好书，读得一篇好文，学术上有什么问题，生活中有开心或不顺心的事情，往往跑到先生那里说说。每次先生总是放下自己正在忙的工作，热情接待，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1987 年 10 月，先生得知我结婚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她为此写了一首诗、并亲笔书写，还郑重地在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多个印章。趁一次全所会议之前，她将写好的条幅拿到会议室，当着全体同事的面，高声朗读一遍后送给了我：

贡树分香玉笋班，欣闻学子缔良缘。

青钱万选堪称羡，茹古涵今喜并肩。

一有梅花便不同，雪晴风暖露华浓。

朝阳新市结秦晋，奋勇齐攀过险峰。

徐勇王雪梅同志结婚之喜，一九八七年十月 刘乃和

这首诗，巧妙地把我和我爱人的名字和籍贯融入诗中。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见到先生，先生总是眉飞色舞地吟起“一有梅花便不同”，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与此同时，先生也为我忧虑。她知道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当时住房极其紧张，我这样的工作不久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分到房子的，而且当时还没有租房这一说。先生因为学校特批，一人住着三居室，尽管到处是书，也非常拥挤，但她几次主动提出，要腾出一间给我们做新房。我和太太都觉得这样会先生带来诸多的不便，才辞谢了先生的好意。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所人员合影

1990 年，我们编辑了《蒙学便读》《蒙学歌诗》《蒙学须知》和《蒙学要义》四本《传统启蒙教育资料》。这四本书的书名，就是先生题的字。这年 4 月，在我写的《后记》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我的老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长刘乃和教授，十年来一直关怀、指导和鼓励我的学习和科研工作，这次又应我所请，乐哈哈地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先生的题字，为这四部编得很不完善的书增色不少。

为了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10周年，学校有关部门成立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只要是有关弘扬和传承陈老学术的事情，先生总是不讲条件，自觉主动地承担。这一次很多具体工作，也是先生在操持。由于长期受到先生的熏染，我也经常阅读陈老的著作，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先生面前提出自己的看法，先生总是赞许奖掖。一次，先生告诉我，她正在编纂《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希望我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收入论文集中。那时年轻气盛，富有激情和活力，而且事少心专，精力集中，时间充裕，接受先生邀约后短短几天的时间，我就把《陈垣史学的总结性特征》一文提交给了先生。一方面，先生批评我不该直呼老校长的名字，尽管我解释说，这样会更加客观一些，但先生在最后统稿时，还是在题目上加上了“先生”二字。另一方面，先生在多个场合夸赞我的这篇文章观点鲜明，思想深刻；在文集的所有文章中，是几篇她认为最好的文章之一。尤其是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写成，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褒奖，说我是一个“才子”，是一个做事“事半功倍”的人。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先生离开我们就要20年了。每每忆及侍坐先生时的情景，恍如昨日；念及先生的恩情，心中充满了感激。可惜我对弘扬和传承先生学术的事情，没有尽到自己的心力，至今没有寸功，特别是调入教育学院、开始教育史的研究之后，更是和历史文献学渐行渐远了。在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念先生的恩情，并谨以这篇小文纪念先生辞世20周年。

本文原载《寻根》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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