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妇女依其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同，有宫廷后妃、士族妇女、市井女子以及倚门卖笑的风尘女子等各种人。而大家闺秀则是这些人当中比较广泛的一群人，也就是通常所说士大夫家里的女儿。虽然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不同，但是束缚妇女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各种拘束却是一般无二。

大家闺秀通常受到较为良好的教育，因此这些女子大多知书达理、温婉贤淑，但是与社会上的其他阶层女子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信奉佛道。

明朝初年朱元璋先是在宫中推行《女诫》《内令》《乡续》等书，后来又颁发天下，成为天下妇女的必读书，乃至行为准则。

朱元璋

一些士大夫秉承君主的旨意，将有关妇女礼教的内容列为四礼之一，借此作为规范家庭伦理生活的基本准则，因此这些士大夫家庭的女子便更加规范言行了。明代士大夫吕坤就写了一本《四礼翼》，在关于妇女礼仪准则方面，就包括“女子礼”与“妇人礼”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女子礼从从命、节俭、职业、卑逊、言语、衣服、佩饰、雅素、书史、女容、勤励、性情等多个方面来规范未婚女子的行为与生活；妇人礼从拜跪、居室、无遂、内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于妇女教育的书籍，大体可以称之为“女教书”。女教书的刊刻，源远流长，其中历经两汉、唐、宋，到明代更趋成熟。在明代，这类女教书的刊刻相当繁盛。其书或为官修，或为私撰；或成于男性之手，或为纯粹的女性著述。

通观这些女教书可以发现，明代大家闺秀所受的教育，除了基本的识字以外，其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女德”与“女红”两个方面。

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大多以“女德”教育为先导，无论是宫中女子，还是民间的大家闺秀，概莫例外。

皇宫中，作为一国之母的皇后对宫中女子的教育尤为重要，通常皇后会作女教书来对宫廷女子进行训导。其中对妇女德性、修身的规范，往往是作为女教书的重要内容。永乐年间，仁孝皇后徐氏所作《内训》，其中论妇女德性云，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又论妇女修身云，故妇女居必以正，所以防忍也。行必无波，所以成德也。兴献皇后蒋氏在《女训》一书中，其论闺训，也以德、性为先。其中云，盖女人之训，德在安静，性在柔顺，不生事以致祸，不娇态以取媚。

民间士大夫或妇女所作的女教书中，同样也将女德放在第一位。明代士大夫贺钦在家庭中对妇女所实施的教育中就将“安祥恭谨”这一女德放在首条。明朝末年，儒者王相的母亲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也是将“后德”“母仪”“孝行”“贞烈”这四篇有关女德的内容放在首位。

如果说“女德”是一个女子言行规范的要点，是女性教育的重中之重，并将其当做妇女立身的根本。但从一个闺房女子，变成一个“相夫教子”的“人妇”，“女红”之学也是必须学习的内容。事实上，女红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妇女所必须具备的“女事”，如纺织、缝纫、刺绣等技艺；二是“主中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下得了厨房。

在明代的女教书中，对女红也相当重视。贺钦在自己家庭妇女教育的内容中，就要求妇女“务纺织以勤”。赵南星在《女儿经注》一书中，开篇就先说明“四德”的内涵，将“女红”当作四德之一。他认为，“女红是女子的功夫，纺绩缝抽、做茶打饭，务要用心，干净齐整”。而他所列女子修身的要目中，也有“精五饭办”，说明也将妇女“主中馈”立为妇女修身的科目之一。

赵南星

明代女子在礼教的束缚下，大多是足不出户。她们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为了保持仪态的雍容，必须做到：说话须安详沉重，不可繁琐、粗暴，甚至高大、花巧；性情必须慈悲宽大；至于女容，更须精神不露，意态深沉，不可轻薄，学成聪明、轻桃的样子。为了操持家务，她们一生基本不外乎主厨、纺织及教子三个方面的活动。而对待自己，则必须勤俭持家，即所谓的“女德尚俭”，衣服、佩饰、饮食等，崇尚雅素之风，耻奢华之尚。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的影响开始降低，尤其是到了明朝末年，社会风气开放，妇女的言行规范也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完全按照这些妇女规范生活及活动，才导致大量女教书的出现，以便对妇女生活及其行为进行新的规范。吕坤对这一现象的记载很详细：“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异之礼法之外矣。生闾阎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家，恣长骄奢之性。首满金珠，体满毅罗，态学轻浮，语习儇巧，而口无良言，身无善行。舅姑妯娌，不传贤孝之名，乡党亲戚，但闻顽悍之恶，则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

朱熹

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但这种清况的出现，显然也与家庭的女教逐渐流于形式有关。换言之，在妇女中出现一些传统礼教所谓的“出丑败坏的事”，其实就是家教不严所致。在晚明的一些大家族里，男女也不再有别，而是混淆，全无别嫌明微的道理，甚至一些妇女还抛头露面，恬不知羞。

明代的大家闺秀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重视自身言行的，这也与家庭的教育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