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变化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变化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大致呈现出如下面貌:一是以谶纬之学来装饰的儒家经学在士人那里,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学术信仰。二异端思想蜂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况,其中尤其突出者为道家思想的流行。三以文学为代表的各门艺术在汉末大放光彩,其成就也走向了历史上的辉煌。

衰落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东汉的传播和接受明显的有两个阶段:汉安帝以前为经学的昌盛期;安帝以后为儒学的衰退期。前期的儒家在光武帝和汉明帝等帝王的提倡下曾经一度昌盛。正如史书所录"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当时之经学,可谓"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帝王重视、故儒学为尊,经学为盛。名家辈出,其弟子少则以千人计,多则达万人之数。如《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从经学之士如此盛者。

东汉安帝时代可谓东汉思想的转变期,也是经学的衰退期。"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二、道家思想的流行对士人的价值取向及文学内容的影响

东汉政府到中后期已腐朽到极点。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外族持续侵略,灾荒连年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府卖官鬻爵现象层出不穷。所谓"独尊儒术"的局面已被打破,儒家经学的僵化程度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不满。汉灵帝于光和元年二月,设置鸿都门学。其目的很明显的就是对儒家经学的反动和否定。整个社会出现了类似于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现象。建安时代,所谓"博士倚席不讲",所谓"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异术"者,无疑包含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兴盛起来的诸多思想,而尤以道家思想为代表。

三、传统治经方法的转变对学术以及文学的影响

两汉的治经方法经历了一个从经师重章句之学到通儒"不重章句"的转变。西汉自文帝立一经博士,武帝立五经博士,尤其是武帝朝推崇儒学以后,诸多儒家经师就开始了繁琐的注经工作。其注经工作尤重章句与训诂,甚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者。汉武帝时《郊祀歌》文字古奥难懂,司马迁当时就说:"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可见,当时治经的繁琐和重训诂已经成为一种学术风尚,虽然这种风尚给做学问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种治经的方式对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辞赋的影响了。当时的辞赋深受治经重章句与训诂的影响,在行文当中经常出现大量的生僻字,非博学之士不能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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