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危机，究竟该不该李鸿章背这个锅？

清朝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年间的半个世纪，是中国极其动荡和屈辱的年代，一面是中国"天朝正统"的权威脸面被赤裸裸地撕破、民族的自强与兴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交错；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清朝与西欧列强的殖民斗争。

天下只有碌碌庸人才没有过错也没有功绩。在晚清，李鸿章身处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课本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但他在"悲情近代史"中往往是一幅卖国贼的面目，被世人所厌恶。李鸿章晚年游历欧洲各国时，曾会面俾斯麦，询问他："我作为大臣，想要为国家做一些事。但其他人的意见与我不合，非但不与我便利反而有所掣肘，所以我无法完成自己的目标，这是为什么啊。"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看君主的想法，要取得君主全权任命的权力，取得君王的支持后就没有了阻碍，又有什么事不能完成呢？"李鸿章又问："如果君王无论什么人的建议都听从，又有常陪在君王身边的人骗取君王信任，并且取得权力挟持君王谋取私利。到这种局面又该如何？"俾斯麦思考良久回答："如果一个大臣以至诚之心为国谋筹，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君王不感到震撼。但如果和妇人一同谋国，却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作为中国历史实质上的最后一位宰相，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领文华殿大学士，并且是清朝对外交涉的最高外交官。他本来有最好的机会，卓然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限于历史眼界的限制、清朝封建统治的体制，使得他不能完全实行自己的施政方针，无法从重重桎梏中解开自己、解放泱泱中华狭隘的思想。虽然他在西方国家的所见所闻，使他明白中国朝廷的腐朽落后，明白了中国与世界之差距，但是中国社会的弊端存在太久，他的种种做法最终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治外而不医内，功亏一役。

西方列强在多次侵略战争中的实力，让李鸿章认识到西方列强在科学、机械以及其他和战争相关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但他有意地无视了一切精密的器物都需要经验熟练的人来操纵才能发挥作用的道理，无视了他已经明白的西方真正强大的原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以为只要拥有了同等的武器，中国同时也能跻身于强国之中。他始终想以西方人的想法去改变国家，但终究没有跳出思想的束缚，定下决心，以铁血而冷酷的手段去实行，没有真正改变清朝的困窘之境。他明明知道东方弱在武器，但更是弱在制度，要是改换君主立宪，约束君王的权力在大臣，再释放在百姓手中，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的局面。但他不敢，也不能去做。

随之这种想法便产生了所谓的洋务运动，而李鸿章被世人唾骂，也被世人所看重的地方也都在这里了。列往种种李鸿章所开办的洋务，一在军事，二在商业，可以说是当时国人之首。在军事，买船修船、建坞造船、修厂筑炮，建立水师；在商业，开铁路、做织造、开煤矿、办电报，图强国家。可最终中日甲午一战，打散了李鸿章的志气抱负，也打尽了清朝的骨气，而李鸿章二十多年筹谋布画，也在与日本一战之后，与北洋水师一起烟消云散了，洋务运动也就落个凄凉惨淡的下场。在这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的时刻，李鸿章明明知道当前的局势无法苟安，明明想极力安内治外来存中华之千年久安，明明知道古方治不了新病，但他所作所为仍然皆无成效。可怜西方各国都是因为工业而强盛兴起，唯独中国兴办工业却仍然弱小落后。

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李鸿章的责任也是无从推卸，只知道办洋务来强化军事，却不明白国家内政更是需要洋务改革。但是不亲负重任，不懂当局之艰难，不体会当时局面之困难，又怎能去苛责他？我们可以说他无能，但试问当时中国的危难境地，我中国四万万国民，又有几人有能力、有决心去担当他的责任？世界局势动荡之剧烈，各国竞争之激烈，以至于李鸿章一时势所造之英雄，承受国家的重担，担任复兴的使命，而我中国缺乏贫匮至此，无人救国。中国之大，泱泱而不能保全，不能强盛，不能独立。

凭心而论，李鸿章并不是一个大魄力、大勇气的超世之人，但他已经是当时中国最为眼界之广、能力之高的人了，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是泱泱中华的悲哀，以中国举国之大，承文之久，只有这李鸿章一人无能而成英雄。他在四十多年的漫长宦海中，努力寻求国家的光明与出路，但现实是往往领着晚清第一重臣的名头，却缺少实际的权力，拥有做实事的权力时却没能认识到西方孕育文明果实的基础，只强肢体而末筋骨，仍然导致清朝国力弱小而被人欺辱。西方繁荣盛茂的文明果树嫁接于清朝这根枯枝，注定无法结出果实，清朝走向灭亡早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