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事在魏、吴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传统监察机构无法调节和制衡的作用。首先，校事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政权的稳定，巩固了封建君主的统治。校事初置于军中和扩展于官府后，曹魏政权几乎再也没有出现重大叛乱。吴国政权江东化后，不仅使原先的淮泗集团丧失中枢作用，而且极大地威胁着王权。出于维护两种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在孙权的授意下，校事更多地纠举江东大族，起到了应有的调节作用。在战乱的非常时期，校事的设置对于严明军纪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曹操、孙权正是利用它来加强对派系林立、各怀异志的群臣、属下的伺察和控制，以防止军心浮动和叛离。

其次，校事弥补了传统监察机构的不足，起到了举罪纠奸、揭发不法的作用。三国时期，因为连年战争，粮食十分缺乏，为此曹操曾下令严禁酿酒、饮酒，而尚书郎徐邈“私饮至于沉醉”，问及公务，还胡言乱语。此事被校事赵达告发，幸亏有度辽将军鲜于辅说情，徐邈才“坐得免刑”。三国时期，常规监察趋于瘫痪，司隶校尉，御史中丞等惧怕世家大族势力，不敢纠举不法，而校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纠弹无所顾忌，起到了相应的弥补作用。校事检举了许多吏民违法乱纪的事情，看来也确有其事。校事对于巩固和加强正在重建中的王权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对此应给予充分的肯定。随着校事制度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后渐见蒙任，复为疾病，转相仍因，莫正其本。”

校事在长期监察过程中，形成了调查、举报、处理等相对独立的机制，也带来了诸多棘手问题。由于校事直接受命于君主，位卑而权重，这些出身寒门的校事刻意求功，不择手段，在监察活动中滥用职权，甚至无中生有，“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成为“吏民之仇”。

首先，校事的监察活动假天子之威，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君主一般是任命吹毛求疵，善于搞阴阳两面的小人担任校事，故其本质上具有破坏性。随着权力的膨胀和君主的放纵，其危害性逐渐暴露无遗。校事的监察多以秘密方式进行，以个人的爱憎、好恶为标准，践踏了国家法律，制造了冤案。校事吕壹等人“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纠举的朱据、顾雍、郑胄等人都查无实据，只不过是因为怀疑或者报复。校事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经济利益，贪赃枉法。曹魏校事刘肇曾向成皋令沐并索要谷物，孙吴校事则“造作榷酤障管之利”，扰乱了国家的经济活动。校事还经常干扰国家正常的行政秩序。魏明帝时，右仆射卫臻曾上疏指责校事越权干政。

其次，校事的监察活动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造成阶级内部关系的紧张甚至离心离德。曹魏时期，校事卢洪、赵达等人“数以憎爱擅作威福”，许多大臣只能“含忍而不言”，伤害了皇权的支持者。后来，这些大臣被迫转变政治态度，向以司马氏为首的豪门世族地主集团靠拢。这在曹魏后期皇室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校事的监察活动往往导致朝野上下明哲保身，人人自危。校事擅作威福，加剧了皇权同高门大族的矛盾。有些大臣惧祸，对政事干脆不闻不问，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赤乌元年处死吕壹后，孙权曾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可大臣都不敢发表自己意见，以不掌民事为由，往陆逊、潘濬二人身上推诿。陆逊、潘濬也心有余悸，不肯给孙权提意见。孙权为此下了一道罪己诏，重叙友情，融洽与大臣的关系。

校事对政治的影响过大。孙吴校事吕壹不仅可以弹劾丞相顾雍，而且竟可以校事对政治的影响过大。孙吴校事吕壹不仅可以弹劾丞相顾雍，而且竟可以操纵丞相的人选，其权力之重由此可见。校事侵犯了国家机构的正常职能，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监察、司法制度的健全，校事对政治的影响已经渐渐弊大于利了，走向了设立校事初衷的反面，不但没有加强王权，反而削弱了王权。因此，校事的废除在所难免。

校事对于魏、吴两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两国君主对拥有强大宗族势力的门阀官僚集团施行一种特务统治，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这并不说明两国君主的软弱，但至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取的腐朽政治。由于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魏、吴两国先后罢废了校事。校事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特务监察这一现象反复出现，如北魏侯官、明代东西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