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

[摘 要] 刘乃和先生自1943年跟随陈垣问学，直到他去世。二十多年间刘先生为陈垣分担大量工作，并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成为陈垣最信任的助手和忘年知己。改革开放后。刘先生为弘扬陈垣学术四处奔走，组织多次大型纪念活动，主编出版多部论文集，为研究总结陈垣学术做出开创性贡献。她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和最早呼吁开展妇女史研究的专家。她在教学上一丝不苟，以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教学艺术，博得国内多所高校师生的敬仰和喜爱。她教书育人、爱生如子，在严格的教学要求之外，还在思想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帮助学生成长。她一生勤奋，晚年虽然疾病缠身，但仍超负荷地承担校内外大量工作。她秉持“为师忧道不忧贫”的宗旨，淡泊名利，不争职称、博导、项目和报酬；生活因陋就简，极其俭朴。她心胸开阔、多才多艺，在书法、诗词上造诣精深，留下许多佳作，晚年的孤单寂寞并没有改变她乐观豁达的品格。她朗朗的笑声留给后来学子无尽的思念和奋发向上的勇气。

[关键词]刘乃和承学励耘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2018年四五月份是我敬爱的老师刘乃和先生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的日子，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思念我的老师，有时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在我的青壮年时期，老师用她的母爱和渊博的学识，滋养了我的人生和学术；老师用高尚品德和优良学风，赋予我奋斗方向和意志品格。师德如山、师恩如海，是我一生也无以报答的；我只能用朴拙的文字，表达对恩师无比的崇敬和久久的怀念。

在这里，我想用“绿叶”“红烛”和“春风” 三个词来形容刘先生的高尚品格和优良学风。“绿叶”象征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刘先生的一生，对于她的老师，她是甘做绿叶，来衬托红花和果实；对于学生，她又常常像一片绿荫，为学生遮风挡雨，提供庇护和帮助。“红烛”的风格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且一经点燃就不息不止，“红烛”象征着刘先生为教育事业锲而不舍、鞠躬尽瘁的品格和精神。 “春风”的情怀，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刘先生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情趣。我的老师就像春风，给我们带来春天般的温暖，带来生气盎然的气象。

一、承学励耘：继承与弘扬陈垣学术

1939年刘先生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1943年又考入辅仁大学史学所，跟随陈垣攻读历史学硕士。从此她就一直跟随在陈垣校长身边学习、工作，她陪伴陈垣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直到老校长去世；而继承弘扬陈垣学术，也从此成为刘先生一生努力的目标。

研究生学习期间，刘先生就开始协助陈垣整理文稿、校勘书稿清样，实际上已经是陈垣的学术助手了。1943-1945年间，还是日寇占领北京时期，陈垣的处境非常艰苦。日寇横行，汉奸猖狂，许多学者都转移到大后方去了。陈垣为了保住辅仁大学学生这批读书种子，保住辅仁大学这所学校，自己孤身留在北京，处境非常孤独，心情非常压抑，生活也比较困苦。然而，陈垣没有沉闷，抗战八年之中，他依然以笔为武器，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等“宗教三书”，以及著名的《通鉴胡注表微》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他激扬爱国热情，激发民族意识，以史为鉴，痛斥日寇、汉奸，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忠贞和骨气。

1943-1945年间，刘先生在陈垣身边，给了他精神和工作上的帮助。特别是此时《通鉴胡注表微》到了后期收官定稿的环节，刘先生帮助陈垣收集资料、校对文稿，加快了书稿撰写的速度。在北京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四次通过胡适或其他途径，通知陈垣校长上国民党的飞机，要飞往台湾。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陈垣在刘先生的协助下，躲到刘先生的家里，摆脱了国民党的逼迫，坚持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1949年后，特别是在担任陈垣校长的专职秘书以后，刘乃和先生承担了陈垣大量的日常工作。陈垣的许多讲话稿、报告，以及文章底稿，多由刘先生起草。1949年5月，陈垣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告诉胡适，解放了的中国形势很好，共产党是为人民、为劳苦大众服务，为全社会服务的。陈垣还告诉胡适，自己如何改变了学术目标和学术观点。胡适在台湾看到这封信后，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这封信不是陈垣写的，信的措辞文句都是现代青年的口吻，不像陈垣的口吻，我和陈垣很熟悉，这封信是假造的信。可以说，胡适的话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信的内容主旨由陈垣口述，真实表达了陈垣自己的思想，并无假造。不过表述的文字和语气，却是刘先生和她弟弟的文笔，所以胡适有一半说对了，行文的句式和语气确实是当时很时髦的“解放式”。陈垣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他入党后发表的《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以及谈师范教育重要性的《教师工作使我永远年轻》，包括他的一些学术著述如《影印〈册府元龟〉序》，都是刘先生代他起草的。先生跟随陈垣以后，还有意地学习陈垣的书法，而且后来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陈垣忙不过来时，刘先生有时就代他题词。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墨迹，需要十分熟悉陈垣笔迹的人，才能够分辨出哪些是陈垣书法的真迹。在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里曾有一幅陈垣的题词，这幅书法作品其实就是刘先生代写的。此外，平时陪伴陈垣深入到教学第一线进行教学观摩，和师生谈话等等，也是刘先生经常做的工作。陈垣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近二十年间，都是刘先生在他身边帮忙。可以说，刘先生为了1952年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也以很重要的方式奉献了她的青春和力量。因为这段时间是刘先生生命力最旺盛，工作状态最好的一段时光。

除了协助陈垣校长大量的业务工作，刘先生还担负起陈垣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由于陈垣的夫人年纪比较大，身体很不好，长期没在他身边，陈垣的生活起居，包括生病服药，就都需要刘先生照顾。北京解放时陈垣已经六十九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1952年就任师大校长后他曾先后四次住院，是因为胃病、胆囊炎或脑血管阻塞等问题。这几次住院，刘先生都陪伴在侧。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先生被打入“牛棚”，造反派强行把她从陈垣身边调开。后来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专门下达指示，要求恢复陈垣身边的护士和秘书。1970年年初，刘先生回到陈垣身边继续照顾他，直到老校长1971年去世。陈垣晚年的十几年里，每年除夕，刘先生都要陪他过年，到初一以后，才能回到家里和自己的父母一起过年。陈垣对刘先生这些奉献是非常感动的，他把刘先生视为忘年知己，他跟刘先生说：“今生得一知己则无憾事。”“没有你，我活不到这么大的岁数。”古往今来，师生情谊之深厚与真挚，也莫过于此了。

在陈垣校长生前，刘先生当他的秘书，成为他的忘年知己；在陈垣身后，刘先生则致力于研究、总结和宣传陈垣的学术和精神。

继承和研究陈垣学术，刘先生最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其实，早在担任陈垣秘书期间，刘先生就已经开始注意收集一些重要材料了。她随身带一个笔记本，记录陈垣的重要谈话或治学经验。刘先生说，一共记了六个本子，陈垣给这些笔记本题名叫《集腋集》，就是集腋成裘的意思。非常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先生被关进“牛棚”，三个本子被造反派没收，最后找不回来了。比较幸运的是，刘先生保留了一批替陈垣誊抄的信稿，还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她在陈垣身边陆陆续续拍摄下来的一些照片。刘先生喜欢照相，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发烧友”，但是当时限于条件，不能拍很多照片。她有两个相机，保留下来的照片大概有一两千张，这些照片把陈垣几十年的社会活动、教学和学术活动等宝贵镜头保存下来，是我们现代学术史的一批重要材料。

除搜集资料外，刘先生对陈垣著作的整理和出版也投入很多精力。早在她当学生的时候，她就协助陈垣校对书稿的清样，比如《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等。特别是《史讳举例》，因为陈垣作《史讳举例》时，为赶上纪念钱大昕的诞辰日，写得比较急，有些引文来不及核对。1958年重新出版时，刘先生把《史讳举例》的引文资料全部核对了一遍，而且做了三次清样的校对。还有《通鉴胡注表微》，她也通过校对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陈垣校长在两部书的《重印后记》里都提到这些事情。陈垣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把他的一批著作汇编雕版印刷，起名叫《励耘书屋丛刻》，由于印数较少，很快就分送完了。1949年后他 想重新刊印，但是当时在北京做雕版印刷的人已经很少了，包括刻工、印工还有线装书的装订工都不好找。刘先生承担了这个繁重的工作，找各种工人，联系纸张，包括书籍最后的装订，花了几年的时间，重新印制了五十部《励耘书屋丛刻》线装书。1980年，刘先生又和启功先生一起，找回这套书的十几箱刻版，雇车送到大兴，请退休返乡的老工人再次刷印，两位老先生为纪念自己的老师百年诞辰，在半年多时间里多次往返大兴，催促进度、检查质量，终于赶制出100套精美的线装《励耘书屋丛刻》。这套书直到1982年由北师大出版社把它影印出版，才告别了它的线装时代。刘先生在晚年还为整理出版陈垣著作多次出力，比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陈垣卷》，就是由刘先生编辑、标点和校对的。还有一套丛书《二十世纪史学名著选》，刘先生也在其中整理出版了八部陈垣的宗教史著作。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研究陈垣的这项学术事业，刘先生还不知疲倦地多方联系，组织各种活动，规划和推动研究项目的开展。陈垣一生泽被天下、桃李满园，但其成就却不能在他去世后得到及时总结和和宣传。改革开放以后，刘先生及时地把陈垣研究这个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她四处拜访陈垣往日的旧交和学生，搜集各种研究陈垣的资料，提倡对陈垣学术和思想的研究。刘先生说，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因为陈垣的学生们都已经年近古稀了。1980年，在刘先生的联系和倡议下，北师大还有其他一些学术单位举办了纪念陈垣诞辰100周年的活动，陈垣许多弟子，那些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专家纷纷撰写文章回忆老校长，阐发陈垣学术的精蕴。当时出版了三种论文集，其中的《励耘书屋问学记》集中汇聚了曾经问学陈门的一批老专家、老学者的文章，非常珍贵。1990年举办纪念陈垣诞辰110周年的活动，在刘先生的主持下也出版了一部论文集。这几部论文集汇集了一百多篇研究陈垣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陈垣生平和学术历程，包括对他学术著作、治学方法的研究，还有对他教育思想的研究。除此之外，刘先生为了让陈垣研究能够持续持久地发展，还向学校建议，组建了陈垣研究室，从而使研究陈垣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地开展起来。

刘先生自身在研究陈垣学术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她出版的两部个人文集《励耘承学录》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中，收录有关陈垣研究的论文就有25篇。在这些论文中，刘先生向世人展示了陈垣勤奋治学、献身教育，从一个旧民主主义志士发展成为20世纪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的人生历程。刘先生把陈垣学术成就总结为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三大领域，并具体分析了陈垣史学思想由单纯考据，到经世致用，再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发展和变化。

刘先生还特别注意总结陈垣的优良学风，她认为陈垣治学的成功秘诀，就是有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敢下大功夫做学问。她写文章或者作报告时，喜欢给大家讲陈垣刻苦治学的故事。她还深入论述了陈垣深刻的教育理念和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非常遗憾的是，刘先生晚年身体很不好。她本来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的是撰写一部材料翔实、内容深刻的《陈垣评传》，但是这部著作最终没有完成，只是把大部分材料和主要的内容架构开列出来了。她去世以后，我们根据她的遗稿整理出版了《陈垣评传》和《陈垣年谱》两部著作，完成了刘先生的遗愿。

可以说，刘先生的一生是为陈垣学术奋斗的一生。青年和中年时期协助陈垣勤奋工作，晚年为弘扬陈垣学术孜孜不倦，一直奋斗到生命结束。她无愧于她的老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交给她的重要工作。她是陈垣学术研究的功臣。

二、学为人师：教书育人的楷模

刘先生跟随陈垣多年，受到很多史学熏陶。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她继承陈垣学术，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妇女史等领域创获良多，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呼吁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第一人。刘先生也和陈垣一样，钟情教育事业，讲究课堂艺术和教学方法；她关心爱护学生，倾尽心力地培养和帮助学生成长。她慈祥的笑容和充满魅力的课堂教学，使她成为享誉北师大校内外的一代名师。

刘先生在学校里开的课程很多，除了历史文献学这门主干课程，还有历史文选课，以及包括历史纪年、历史地理、职官、避讳几门专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史知识讲座”，以上几门课程是她经常讲授的。另外，她还曾开设妇女史讲座、《史记》研究、《通鉴》研究、《册府元龟》研究等选修课。她还专门开设陈垣史学研究的课程，给学生讲授陈垣校长的史学成就和思想。除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带研究生之外，刘先生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大学讲课，如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华中师大、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云南大学、苏州大学等等。有时被请去讲课的时间很长，比如在北大授课，就是整整一学年；到外地讲课，也常常是一两个月。可以说，她的足迹，她的课堂，遍及全国各地。

刘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讲起课来字正腔圆、声音洪亮。她又是书法家，所以很重视板书，她的板书字迹清秀，布局条理清晰。她上课不仅内容丰富、生动，有时为了调动学生情绪，还可以来点小幽默，因此她的课堂常常爆满，吸引不少外校的学生来听课。她在北大讲课，开始安排的是普通教室，后来由于听课学生太多，不得不换成阶梯教室那种大讲堂，很多听课的学生都为刘先生渊博的知识和学者风度所折服。刘先生虽是著名教授，讲课效果又好，但是在精彩的课堂教学背后，其实倾注了她很多心血和功夫。每一次讲课，即使是旧课程，她都要精心准备；尤其是每个新学年开课之前，她都要重新备一遍课，及时地补充一些新材料、新观点。在她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讲课稿，所看到的教案真是令人感动。她讲中国文化史知识讲座这门课，光是讲稿就有三份，而且每一份讲稿上面都是密密麻麻地增添很多标注，这些字迹的颜色都不一样，有些是红的，有些是绿的，有的是蓝的，可以看出她是在不同时间内，不断往教案里增添新的内容。无论哪一次添写，刘先生的字迹都是非常清秀的，一份讲稿上五彩缤纷，各种颜色的字体交相互映，看上去简直是一份艺术品。当然，这是一份浸透老师心血的艺术品！

刘先生热爱学生，但在教学上又是非常严格的。我回想起跟她念硕士、写硕士学位论文的经历，至今还能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那时我还比较年轻，总是好高骛远，学位论文选题时，正好国家公布了一批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所以我的选题都是奔着这些重点项目去的。我很想从里面选题，但是刘先生认为那些项目不太适合我们做硕士论文的实际需要，所以我的选题都被她否定了。前后可能耗费两三个月吧，我换了十来个题目，别的同学选题已定，有的就要做开题报告了，但我依然选题未定。直到接近系里规定开题的时限，老师才从我的选题里挑了黄丕烈，让我做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磨人的过程，但是后来我能感觉到，老师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来煞煞我的浮躁之气，让我耐下性子多看些书，多接触一些题目，然后才能品味出最恰当和最有价值的选题。老师改论文也是非常认真的，不仅改内容、改错别字，连字体写得是否工整都是她评定的对象。她经常批评我们说，字写得不好，很不好。我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苦练书法，但还是“很不好”；主要的意见是潦草、不认真，还有自创行草，不讲规矩，别人看不懂，等等。她有时半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你们将来是要去当老师的，字写不好，不能毕业。总之，她在教学上是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我想这也是老师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吧。

刘先生没有孩子，她把我们这些学生都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虽然我们的年龄和她相差很大，有的小师弟可以称她奶奶了，但是她和我们没什么隔阂，总是非常真诚地和我们交心、谈话。她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业，鼓励我们勤奋上进，也常常为我们一点小小的进步兴高采烈。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件事，是我们考上她的研究生，入学上课的第一天。那天是何兹全先生的课，刘先生很重视，自己也来听课了。第一次听何先生的课，我们都穿得很整齐，白衬衣上别着研究生的徽章，那是类似教师一样的红徽章，因为当时研究生很少，大家都得意洋洋。刘先生看见我们，眼睛一亮，显然她也很高兴。她专门过来摸着我胸前的徽章，动情地对我们说，哎呀，你看这徽章别在白衬衣上，多漂亮呀！你们可要好好用功，珍惜这个机会啊！我想，她在和我们说这些话时，内心不仅有欣喜，而且是满怀期望的。

对于学生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刘先生比谁都高兴。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出版了第一部书，她都显得比自己发文章和出书还高兴。记得1989年我出版第一部书时，刘先生为表示庆祝，专门在家里招待我们吃涮羊肉。那时候能吃一顿涮羊肉，应该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大家都只顾高兴了，没想到涮羊肉的电锅温度很高，在大家吃得热火朝天时，忽然闻到糊味，才发现坏了，电锅把刘先生新买的桌子烤糊了。实际上刘先生买一张桌子也是不容易的，这一顿饭吃得我心里难受，但是她还是高兴地说，没烧个洞就不错，铺上桌布还能放东西。我出版《古籍目录学》时，刘先生又给我题写书名，还写了一篇序。在序言里，她一点都不掩饰老师对学生的疼爱，赋予我很多奖掖之辞。事实上，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我知道，那是她给我的鼓励和奋斗的目标。

刘先生对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用心。我的师弟生活比较困难，以前北京的交通不太方便，到各个图书馆看书很费事，大家都很想要有一辆自行车，刘先生就掏钱帮他买了一辆。当时买一辆自行车也很不简单，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上研究生时我们很想出去开会，见见世面，就问刘先生，我们能不能参加学会的年会呀？她说，好啊，去看看吧。刘先生当时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领导，对我们要求更加严格，她反复交待，到了会上要守规矩，开会可以，但是不能占学会的便宜。我们那次开会的路费，甚至吃饭的粮票，都是刘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刘先生不仅资助学生出去参加学术活动，生活上也很关心学生。学生找对象结婚，她都很细心地为学生准备结婚的礼物。除了一般礼物外，我们结婚时，刘先生肯定为每对新人写一首贺诗，并且以高超的书法艺术为我们写成条幅以示祝贺。现在回忆起来，刘先生每年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给别人写各种推荐信、评审书，介绍图书出版或者推荐晋升职称。这些事情说到底，都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年轻朋友，其中有很多是她从未谋面的年轻学者，在学术上更快地成长起来。

三、行为世范：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格

刘先生在72岁时曾赋诗《生辰自咏》，用来回望自己的人生。诗曰：

独茗独坐，独起独卧。独行独止，独忧独乐。

人生过隙白驹，转眼七十已过。忙忙碌碌半生，赚得孑然一个。

三餐因陋就简，穿着缝补旧破。有时引吭高歌，有时赋诗吟哦。

有时高朋满座，有时孤单寂寞。有时埋首撰著，有时挑灯备课。

对坐四壁图书，兴来挥毫翰墨。千里求师来访，仍能登坛上课。

廿载腰腿疼痛，运转尚超负荷。虽说精力渐衰，且喜勤而不惰。

待人接物以诚，办事言而必诺。际遇风风雨雨，工作有成有挫。

八宝山头已近，莫作匆匆过客。珍惜桑榆晚年，岂能白白度过。

这是她一首七十自况的诗，写得很真实。我现在回想她的身体和工作强度，回想她当时的生活境况，感觉这首诗非常真切地反映她的生活状况、她的心情、她的遭遇，还有人生感想。从诗中也可以看到，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在风雨中昂首挺胸、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反映的是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襟怀坦荡、真诚待人的高尚品格。

刘先生一生勤奋，忘我工作。她曾赋诗自励：“严寒溽暑无朝暮，茹古涵今展史经。”这确实是她为学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锲而不舍的真实写照。我们每次看到刘先生，她都在伏案工作，书桌上、窗台边、椅子上永远堆满了图书和资料。否则，她就是在外讲课、开会。从我认识她开始，就没有见过她好好休息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腰腿疼得厉害，学校安排她在小汤山疗养院休息十几天，她也是带着书和材料去的，在那里我们依然看到她伏案写作的形象。她每天都起的很早，特别是到了晚年，一般都是四五点钟就起床。起床以后先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她晚年身体比较笨重，形容自己是一只大熊猫，但是她仍然很重视锻炼。七十岁左右她还能够走到操场，后来不行了，就在住处的门外，绕着屋前屋后走一圈，然后抻抻腿脚，做点活动。虽然每次锻炼腿脚很疼，动作也很简单，但她每天都是还要做一做，这就是她的坚持和毅力。锻炼回来就开始写东西，大概在我们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写了一两千字了。然后再吃饭，利用吃饭的时间休息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一天的工作。她身上骨刺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都是长期伏案工作造成的。所以她常年腰腿疼，特别是膝关节有骨质增生，走路时摩擦周围的肌肉很疼。她行动不方便，常常靠吃止疼药减轻痛楚，然后坚持外出讲课、开会，参加文献会的学术活动，甚至爬山涉水在野外考察。这些痛楚，使刘先生晚年的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艰辛，这完全是靠着坚韧的毅力和忘我精神来支撑的。

刘先生淡泊名利，可能是她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因而对名利看得很淡。比如，她在陈垣身边当秘书，从来没有想利用陈垣的校长身份来获取晋升的便利。她在陈垣身边当了几十年讲师，和她同样资历的教师，有的已经提副教授或者教授了，但是她一直到陈垣去世，还是一个讲师。她回忆，陈垣有时跟她讲，要不我替你说说话，你也提一个副教授。刘先生婉言谢绝说，这样不好，由你来提出，尤其不好。所以她的副教授职称是改革开放以后，在1979年才提的，那时她已经61岁了。她1984年评上教授，年纪就更大了。当时国务院组织评选博士生导师，曾规定超过65岁的，一般就不作为遴选对象。刘先生刚刚超龄，历史系和古籍所都希望多一个博士生导师，就提出要为她申报；而且以刘先生的资历和在国内的声望来讲，她只要报上去肯定是中选的。因为评委中很多是陈垣的学生，有的是她以前的同学，对刘先生非常了解。可是刘先生严格遵守国务院的规定，她说我不申报，不想报，我已经超过65岁了，不能让评委为难，更不能破坏国家的规定。大家都觉得非常惋惜，她这样一个著名学者，最后也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没有带出一个博士生。

当年教育部鉴于刘先生在历史学界和文献学界的成就和威望，专门委托她主编一套历史文献学教材。刘先生接到任务以后，苦思冥想了一个月，她非常谦虚，总觉得自己好像方方面面还没准备好。那时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已经出版，刘先生认为自己要主编一部《历史文献学》，就应该在学科体系上、内容上、教学资料上，与张先生的书相比要有所补益、有些新意。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那就不如先不做这个工作。我们都觉得这是发展学科的一个好机会，应该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轻易放弃了太可惜。我们说，您没准备好的材料，我们这么多学生，可以替您做。可是刘先生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这个项目，婉言谢绝了我们的好意。大家虽然遗憾，不过从这件事上，却看到刘先生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看到她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

刘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在身体还没有太差时，她一个人生活，到了去世前的几年，才请一个保姆来陪伴她。繁忙的工作再加上长期独居，她的生活简单到可以用清贫来形容，但她却不在意，而自称“为师忧道不忧贫”。她出去讲课、给人写字，对方要付报酬，她总是谢绝，从来不收。人家说这是我们的规矩，就是应该给你这些报酬，但她还是推辞。她说，我来给你们讲课，是作为一个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来完成的。我一个人生活用不了很多开销，不必收你们的报酬。她每日三餐，都吃得很简单，一个月里能吃得比较好的机会，大概就是和学生聚餐。当然每次聚餐，又都是刘先生付账。她说自己做得最得意的一个菜就是鸡蛋炒西红柿，又快又有营养。她的衣着真的就是“缝补旧破”，她很少有新衣服，哪怕外套也是多年没有购置。这样一直坚持到当了文献会的会长，她的侄女宗祺先生和我们都说，您现在经常要出席大会，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又常常和您座谈见面，咱们是不是要稍稍讲究点，弄一套新的服装。于是，在大家再三劝说下，她才去做了一身外套。这外套一直穿到她去世，也没有再做新的。她原来的住房非常破旧，“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学校教师住房很紧张，刘先生就一直坚持住在她自家的一间小房子里。她家在西四白塔寺旁边的能仁胡同里，那里原是刘先生父母的一个小四合院，后来又经过住房改造，特别是“文革”期间住进了几户人家，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刘先生自己当时住的就是两间小房，一间是她的书房兼卧室，一间是她工作、会客的地方，刘先生本来书多，小小的住房就显得非常拥挤。尤其麻烦的是平房没有暖气，每年冬天都靠烧煤炉来取暖，屋里常有煤烟的味道，我们有时被熏得够呛，她倒是习惯了，写字桌摆在煤炉旁边，她就在那里备课、写文章。老旧平房还有漏雨的毛病，每到夏天总是漏雨，刘先生很珍惜藏书，夏天里书架上常常要披塑料布，我们戏称是给书架穿上“雨衣”，屋里都要拿几个脸盆来接雨。她自己不讲究，但最怕的是漏雨把书房的书淋湿了。有时夏天雨来得快，我们就会接到她的“报警”电话，于是赶紧到先生家去抢救图书，任务是带好多塑料布，给她的书架一个个蒙上，别让雨浇到书架上去。那种住房的状况现在来看，简直是难以忍受。冬天，我们作为小伙子在她的屋里都觉得冷，她必须穿得很厚，有一次我们去她家时，觉得奇冷，看看她家墙上的温度表，竟然只有12度。然而，她就在那样的冰冷的小屋里，喝着热水，继续看书写文章。那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学校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她安排了一套单元房，刘先生才搬到师大里来。那段时间刘先生高兴得很，搬家是刘先生最高兴的一件事，因为她的藏书终于有安全的地方，不会再受风吹雨打的影响了。到刘先生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她也总算有了一处温暖的住房。总之，淡泊名利、生活简朴，这是刘先生特别突出的品格，她不追求生活的享受，也从不为沽名钓誉去费些许的心思。

刘先生不追求享受，但却热爱生活，她胸襟开阔，乐观豁达，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学者。她能唱京剧、昆曲，也能唱红歌，每次新年联欢，不管是在历史系还是在古籍所，都会“引吭高歌”，唱一曲昆曲或者京剧，引来满堂喝彩。刘先生工于书法，跟着陈垣写米芾的字体。陈垣曾经送刘先生一幅书法长卷，那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临写米芾的《天马赋》，董其昌也喜欢米体。陈垣在琉璃厂买到后，题上“董其昌《天马赋》”的题签，就把书卷送给刘先生。刘先生知道陈垣的用意是让她练习书法，于是她也临写了董其昌的《天马赋》，裱在原书卷后边，长卷显得更长了。启功看这幅长卷后，很有感触，又在后面作了一个很长的跋。人称这卷《天马赋》是“一绝四美”的精品：董其昌临米芾《天马赋》，这是一美；又有刘先生临董其昌的书法，这是二美；陈垣的题签是三美；启功的亲笔题跋是四美。如此多美齐聚，真乃天下一绝，所以这是书法的瑰宝。

在书法之外，刘先生还喜欢赋诗，每有感慨，或者游历名川大山，就常有诗篇。她积累下来的诗词大概有几百首之多。她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性格开朗，和蔼可亲，也特别健谈。大家都喜欢和刘先生在一起，但是又怕耽误她的时间，所以她说“有时高朋满座”，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她朗朗的笑声，她的开怀大笑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刘先生作为一位著名教授和女学者是很成功的，但到了晚年，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孤独的忧伤，这就是《生辰自咏》里说的“有时孤单寂寞”。只是这种孤单寂寞，不是她身边的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她展现给大家的都是开朗幽默、乐观向上的状态。只是我才从两件小事上，看出她对晚年身边没有子女稍稍感到有一些遗憾。一次是我陪她去看一位朋友，到了她朋友家门口时，全家四代同堂都迎到门口来了。刘先生看到这一家人，济济一堂的天伦之乐，一下子就有点触动。她当时说，瞧你们一家子多好啊，看来我是最不懂生活的人了。后来她这个朋友跟我说，刘先生早年身体好的时候，还不觉得孤单。年纪大了以后，需要别人帮忙，有时要在书柜上拿一本书，就是够不着，这时她才会觉得，身边无子女，出入少亲人，有这么一点孤单的遗憾吧。刘先生也曾经说，我的生活不是无怨无悔，当然也不能说是很怨很悔。还有一件小事是我的同学王明泽老师讲的。她的孩子小时很聪明，刘先生也很喜欢他。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叫《我的妈妈》，在报纸发表了，拿去给刘先生看。刘先生一边看一边念，念到作文里写的“妈妈生病住院了，我非常非常想念她”时，刘先生就感慨地跟明泽老师说，你看你有多好的一个孩子！说这句话时，她眼睛里是闪动着泪花的。

然而，刘先生毕竟是一个胸怀开阔、心襟坦荡的人。她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磨难。她曾跟我们讲起过她小时候家境的窘迫，她年纪小小，也要出去打工来帮助家庭的生活。她也曾跟我们说过她作为一个女学者，在自立和奋斗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艰辛，但是这些艰辛，都被她跨越过来了。可以说，正是这些经历磨砺出刘先生无所畏惧、笑迎风霜的品格。在我们的印象中，刘先生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是慈祥、微笑的面容。我们从她朗朗的笑声中，感悟到她对人生困难的蔑视；她的笑声，也经常感染我们，给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刘先生是含笑走完她八十年人生历程的。在她逝世的时候，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和礼学研究中心分别撰联哀挽，表达我们的崇敬和哀思：

教泽被神州殚精竭虑主持文献会弘扬文化征程路万里

学脉承励耘鞠躬尽瘁转播先师业校雠治史弘篇垂千古

励耘承绪古代史妇女史结硕果薪火相传桃李芬芳

文献研究校勘学目录学阐幽光四海共会多士依归

刘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她无愧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也无愧于她所钟爱的师生和中国的史学。刘先生的高尚品格和优良学风，也必将激励后继的学人为中国史学的繁荣，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发奋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