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次内乱，这次叛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明帝太宁二年（324）被朝廷镇压。东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定都之后，王导居中执政，王敦在外手握重兵，初期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司马睿为遏制王氏，巩固司马氏政权，刁协、刘院等，疏远王氏，这使王敦与朝廷之间的权利斗争日趋尖锐。王敦最终以诛刘院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晋元帝死，明帝继位，王敦有意图王位之心渐明，最终因其不得民心，朝廷平定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给东晋社会及政治带来极大冲击。后代对王敦叛乱的评价不少，如唐人对叛乱原因、造成的后果以及对东晋王朝的影响，都有详细的评说。王敦在东晋建立初年手握重兵，“维扬作宇，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摩。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可见唐人认为王敦叛乱产生的条件是其手握重权。王敦以讨伐刘院之名起兵，所以唐代史学家从刘院、刁协的角度评说：“玄亮刚惶，与物多违，虽有崇上之心，专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济，并运天机。是使贤宰见疏，致物情于解体；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威权外假，嫌隙内兴，彼有顺流之师，此无强藩之援。”史学家们认为群臣是掌握国家命运的，臣子之间嫌隙少生，则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若不是“致物情欲解体”，王敦也许不会发怒导致叛乱，“既而谋人之国，国危而苟免；见昵于主，主辱而图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这一评论告诉我们，唐代史学家更多的是以此为戒，来警惕当朝的官员不能掌握重权。

王敦在朝中历任官职，拥有创建三分天下的功勋，名声与权力都越来越隆盛，自负功高而有非分之想。唐代史学家认为王敦之乱因刘院、刁协而起：“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继而导致：“蜂目既露，豺声又发，擅窃国命，杀害忠良，遂欲篡盗乘舆，逼迁龟鼎。”‘批评王敦窃取国家政权，杀害忠良，给东晋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朝廷对于叛乱只有“赖嗣君英略，晋柞灵长，诸侯释位，股肮戮力，用能运兹庙算，珍彼凶徒，克固鸿图，载清天步者矣”，才可消灭恶人，逆转国运。

唐人认为东晋出现王敦之乱，根本原因是国家朝纲大法被破坏和社会风俗桃薄。杨夔《原晋乱说》云：晋室南迁，制度草创。永嘉之援，嚣风未除。廷臣中犹以谢轻桃，王澄旷诞，竞相祖习，以为高达。卞壶厉色矜朝日：“帝柞流移，社程倾荡。职兹浮伪，致此填败，犹欲崇慕虚诞，污蠢时风。奏请驹之，以正颓俗。”王导、反亮抑之而止。嗯！西晋之乱，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源端本之日也，犹乃翼虚驾伪，崇扇桃薄。摄诸败踪，踵其覆辙。以此创立朝纲，基构王业，何异登胶船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驭奔和乎？设使从卞壶之奏，黔屏浮伪，登进豪贤，左右大法，维持纪纲，则晋亦未可量也。其援王敦作逆，苏唆继乱。余以为晋之乱，不自敦、唆，而枪矜导、亮。

杨夔认为西晋南渡，东晋政权建立在“帝柞流移，社樱倾荡”的基础上，且“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如此可以看出，杨夔更注重从东晋王朝纲常大法的角度出发，探析王敦之乱爆发的原因，认为东晋的内乱使得朝纲不稳，礼仪不在，教化不存。而内乱是导致中朝倾覆、内乱不断的根本原因。唐人普遍对王敦评价较低，认为他是罪恶的代表。赵元一说：“每览稽绍、纪信之高义，感千载而仰慕；寻淖齿、王敦之遗迹，思奋剑而誓心。疾恶之志，不忘寐。”意谓从王敦这个反面教材的身上，可以找到发愤图强、疾恶忌仇的动力。

由以上这些评价可以看到，唐人认为王敦之乱之所以发生是其手握重兵，自负而篡取政权的结果。但东晋朝纲不稳，教化缺失，朝内重臣嫌隙丛生，则是导致内乱爆发的直接原因。王敦之乱给社会带来的祸害程度，是唐人评价的一个重点。东晋内乱相继不断，苏峻、祖约之乱是继王敦之乱后的又一次重大动乱。苏峻是平定王敦之乱的功臣，因有功于国，渐渐有很高的威望，而且拥有精兵和精良的武器，成为江北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他的部队中搜罗了一些亡命之徒和逃跑的罪犯，朝臣庚亮认为这迟早是要叛乱的祸患。咸和二年，苏峻联合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庚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庚亮、温娇、陶侃结盟共同对抗这次叛乱，咸和四年，乱事平息。

唐代也有一些史学家评论到了苏、祖祸乱，他们认为动乱可与流毒一比，对百姓危害极大：“峻约同恶相济，生此乱阶，孙卢同类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扫地，灾诊滔天，虽樊谢之毒被含灵，李郭之祸延宫网，方凶比暴，弗是加也。”“约峻残贼，穷凶极暴，为鬼为域。”‘究其原因，唐人认为可追溯到惠帝政治失控时期，政局紊乱，朝纲危急，这是导致九州震荡、战乱不断的原因：“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难起萧墙，毒痛函夏，九州波骇，五岳尘飞，干戈日寻，戎车竞逐。”这些不是天意而是人为：“实自取之，非为不幸。”这些祸乱给百姓带来了亡国的灾难，给宫廷经历了流离失所的哀痛：“遂使生灵涂炭，神器流离，邦国轮《麦秀》之哀，宫庙兴《黍离》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