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色列时报网消息，以色列著名小说家阿摩司·奥兹罹患癌症于今日逝世，享年79岁。

他的女儿法妮娅·奥兹于当地时间28日在推特上写道：“那些爱他的人，谢谢你们。”

阿摩斯·奥兹（希伯来语：עמוס עוז，拉丁化：Amos Oz，原名：Amos Klausner‎‎，1939年5月4日－2018年12月28日），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

奥兹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户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22岁时开始出版自己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8部作品，并撰写了450多篇文章，其作品被翻译成为30多种语言，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2014年，因为其希伯来语文学的成就而获颁首届齐格飞·蓝茨奖。

奥兹作品

《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

《我的米海尔》（1968）

《恶意之山》（1976）

《沙海无澜》（1982）

《黑匣子》（1987）

《我从你逃向你》（1989）

《费玛》（1991）

《莫称之为夜晚》（1994）

《地下室的黑豹》（1995）

《一样的海》（1999）

《忽至深林深处》（2005）

《咏叹生死》（2007）

《乡村生活图景》（2009）

《故事开始了》（1999）

《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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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乡村生活图景》：

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

本文根据阿摩司·奥兹在《乡村生活图景》中译本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重要，经济和科技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与另一个文化、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明产生亲密的关系，你就要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你访问了一个国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国家有名的景观、建筑物，认识这个国家的人，品尝它的美食，照几张照片，然后你就回国了。但如果你阅读来自于另一个文化的一本小说或一个故事，你就会受邀进入他们私有和公开的记忆中。阅读另外一个文化的故事，就好像是受邀在别人家做客，不一定在会客室，而是在比较私密的厨房或者餐厅甚至卧室里，普通的旅游肯定不会这么幸运。所以，我的编辑、翻译和出版社所做的工作就是搭建两国文化的一座桥梁，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桥梁更让人兴奋，比万里长城的作用还要大。我们在这个星球最古老的两个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的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记忆、最古老的经验。中以两国很不一样，但我相信中以两国之间是有共同点的，两国的历史都充满了悲惨和痛苦，也同样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愿意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两国也有各自尊崇的价值观，两国价值观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要阅读对方的文学作品。

我的新作品《乡村生活图景》实际上基于很多年前我做的一个梦。梦中，我当时正走过以色列最古老的犹太村庄之一，这个村庄可以说比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还要久。在梦里，这个村落到处都是空旷的，包括田野、农庄、房屋，所有都空无一人。梦中，我可能是要找一个女人，突然梦做到一半的时候，又变成她要找我，所以我要逃跑，要藏起来。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作出决定，下一本书的故事就要布局在这样的村落里边，我也知道这本书应该是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好是要写小说还是一系列短故事的集合。但我跟一位优雅的女士(奥兹的妻子尼娜)结婚56年了，我很会妥协，所以《乡村生活图景》也是妥协的产物。书中包括了8个短小的故事，但读者也可以像小说一样去阅读它，因为8个故事中的7个都是在同样时间段发生在同一个村子里的，读者会发现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会在另外一个故事中出现，突然觉得这个人是我之前认识的。

这本书是关于梦、失去、藏匿、寻找和搜索的。这些主题并不是以色列人独一无二的经历，这是一种普遍的经历。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遭遇过非常痛苦的失去呢？我的人生中有没有遇到不期而遇的惊喜呢？我的人生中是不是也有想要逃离的经历呢？我有没有在生命中不断去搜寻某一个人呢？你会感觉到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但不知道丢的到底是什么；同样有人可能在搜寻，但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有人可能在害怕，但不知道具体怕的是什么；也有人在希冀一样事物，但是你要问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个人也说不出来……我想要问，你是不是熟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熟悉这种感觉，我们忘了一件东西，然后又忘了自己到底忘了什么，但我们会一直记得这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乡村生活图景》这本新书要带给大家的。

我也会讲到梦想。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背景肯定都会与它的历史、地理、人口和政治有关，但是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是从梦想当中诞生的，以色列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不是立足于历史地理政治人文，而是立足于梦想之上的国家。很多很多年以前，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在人们甚至相信有以色列建国这个可能性之前，犹太人的国家是写在欧洲小说家作品里面的。在特拉维夫这座城市成立前10年，还没有一块基石，只是空旷的沙漠上布满了沙子，特拉维夫也还只是存在于作品中。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回到他们热爱的故土之前很多年，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也是写在小说里的。书籍可以旅行很远，它们可以创造现实，影响现实，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从梦想开始的，我的这本书也是因为梦才写出来的。

如果想要理解以色列，就必须考虑到以色列不是创立于一个梦想之上，而是基于很多人不同的梦想，有些梦想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些人设想我们可以创造《圣经》中的犹太国度和犹太辉煌；但另一些人并不很在意《圣经》里怎么说，他们希望建立现代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创造者希望建立中产阶级的国度……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愿景和计划，以色列还能成立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建筑物，由不同的建筑师设计蓝图建造，这样的建筑是会倒塌的。但以色列这个建筑并没有倒塌，是因为不论梦想有多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就要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乡，遥远的耶路撒冷的家。50年之后、100年之后、150年之后的现在，这些迥然不同的梦想变成了什么，几乎所有的梦想都仍然鲜活——它们可能有所改变，但仍然鲜活——有些可能变得更加实际，也有一些梦想更加理想化，但几乎所有的梦想在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当中都仍然存在。

关于民族团结、关于和谐、关于共识，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不希望有一致的意见，以色列社会就像是街头缩影，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差不多有800万人口，这800万以色列人就好像800万总理、800万教授、800万的中产阶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式，用这个公式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每个人都在跟其他人宣讲，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倾听。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倾听其他人的故事。我在以色列听到很多东西，一点都不喜欢，也有很多人一点都不喜欢我，以色列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些亲戚甚至认为我是这个家庭的耻辱，和一些人同处一个“家庭”中我也深以为耻。但这没有关系，我喜欢以色列的多样性，我喜欢发出不同声音，我不希望以色列像一个独奏的演唱会，我希望它是合奏的音乐会，而我本人也不总是喜欢音乐，我很喜欢批评某种音乐。但如果有人和我说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可以让以色列的每个人都喜欢我的方法，都会唱我的歌，我会说谢谢，我不需要。我知道我的很多想法在以色列属于少数意见，我是不是想让大多数人接受我的想法呢？当然是了。但我想不想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接受我的想法呢？天哪，绝对不要这样。上千年以来，即便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的文化中就有质疑和争议。我们不是很尊重权威，有很多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和对于价值的思考。犹太人的整个历史中永远都不会只有一个“教皇”，每一个犹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翻来覆去地看每一块石头。犹太人的文明就是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的文明，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犹太人，包括摩西和耶稣、斯宾诺莎和卡夫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卡尔·马克思……他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之父，但这些伟人又背叛了他们的“父亲”，我相信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父亲或老师可能对小孩子说，听我的话，这就是事实，几代人都遵从这样的事实。但有时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会说，是的，我知道每个人认为这就是事实，但是我自己想要试一试，我可能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反叛可能会带来愤怒和反感，但正是这样一些人会改变世界，通过宗教、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经济来改变世界。

举一个《圣经》里的例子。上帝不喜欢索多玛这座城市，决定要把他从大地上完全抹除，但亚伯拉罕与上帝有不同意见，他就对上帝说，如果索多玛里有50个好人，你还想毁灭这座城市吗？上帝说这座城市太糟糕了，你绝对找不到50个好人。亚伯拉罕继续说如果40个人、30个人、20个人甚至可能有10个人是好人呢？他好像推销二手车一样，跟上帝讨价还价，他不觉得羞愧，也不害怕；输掉了和上帝的争论，他也并没有跪下来恳求上帝原谅。亚伯拉罕在向上帝表达的是，你是宇宙之主，创造整个世界，给我们法律，但是您本人不能超越法律。这就是最好的时候所有犹太文化的中心，当然并不是每个时候都这样好，犹太人有时也会妥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保守的，几乎没有创造力。但在好的时候，所有犹太人创造力的源泉就在于此——不要对某件事情引以为然——即便上帝说的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试试看会不会有其他的角度、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这件事。所有人都曾经是孩子，我们都曾经见过一幢大楼前写着“小心！油漆未干”。我们是孩子时，哪怕看到“油漆未干”，也还是要摸一摸，这就是创造力，这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犹太人带给世界文明的礼物。世界上每一本小说——不论是犹太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都是一根纤细的手指，要伸出去试一试油漆到底有没有干。

最后我要说，我个人信仰的是好奇心，我相信好奇心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非常重要，我也相信好奇心是崇高的道德之翼。我一直都相信，有好奇心的人比没有好奇心的人更好。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好奇心的人会问，如果我不是自己而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会怎么样呢；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事情会伤害我；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高兴……好奇心有时会把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抹除全部存在，而是拓展你的视野。有好奇心的人会成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更好的爱人。我本人的好奇心让我成为了一个作家，也是好奇心让大家成为优秀的读者，可能有一天也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作家。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6年7月6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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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中与奥兹对话

文 | 钟志清

结识奥兹，是一种缘分。

我第一次接触奥兹的作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后不久。河南一位译者拿着译稿来编辑部寻求发表，我被分派读那些短篇，看是否合用，其中便包括奥兹的短篇小说《风之路》，当时编辑部因种种考虑，没有选登那些短篇，后来作品以结集的方式出版，名为《以色列的瑰宝》。我第二次接触奥兹的作品，是在1994年，还是在《世界文学》杂志，为汪义群先生翻译的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做责任编辑，那充满异域色彩的基布兹风情，激起了我对另一个神秘国度的神思。

选择翻译奥兹，是一种巧合，甚至可说是天意为之。

1995年秋季，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奥兹生活着的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语言与文学。1996年春，我选择了现代希伯来文学这门课。讲现代希伯来文学，不可能不精读奥兹作品。任课教师考比博士指定我们阅读尼古拉斯·德朗士翻译的《我的米海尔》，又指导大家看配有英文字幕的希伯来文电影，把我们从文本世界带入视觉空间，并组织“从耶路撒冷到好莱坞”的讨论，我寻找了各种背景材料，一时间成了奥兹迷。

当我最初尝试用希伯来语阅读时，友人推荐我读约书亚的《面对森林》，但那篇作品对我来说太沉重。我想到了《我的米海尔》，小说开篇简约短促、优美如诗的文字吸引我走入动人心弦的世界：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就这样，我开始了翻译奥兹的生涯。能够顺利进入奥兹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奥兹容易翻译，此乃后话。1996年冬天，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听众们为了聆听奥兹演讲，往往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特拉维夫大学一个容纳500人的报告厅门口，排队等候。我经系里安排，在奥兹讲座后跟他到会客室交谈。我当时懵懵懂懂，拿着录音机要录下奥兹的话，奥兹摆摆手说，这次是个人交流，等将来专门做访谈时，我再允许你录音。那次，他不仅为我讲述了自幼受父母影响对遥远中国大陆的无限神往，而且谦和地为我纠正希伯来文的某些读法，并让我用中文读出一些人名和句子。也许正是因为那次交谈，我在日后翻译奥兹时，经常想到他说话的方式、口气乃至声音，并将这种口气与声音传达给中国读者。

后来，我成了奥兹的一名忠实读者与翻译：《我的米海尔》中那短促优美、充满张力的语言，《黑匣子》中那满蕴智慧的争论，曾令我如醉如痴，重新找回了少年时代读中国古典诗词的感觉。比其他奥兹译者幸运的是，我在2001年初到奥兹执教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学年时办公室在奥兹的对面，同他的接触便多了起来。尤其在翻译《黑匣子》时，奥兹多次抽出上午授课前的一小时，在办公室为我解决翻译中的难点，我也曾应邀到坐落在内盖夫沙漠中阿拉德小镇的奥兹家中做客。那时，尽管我觉得奥兹和蔼可亲，是令人敬重的长者甚至朋友，但也确实觉得他深奥莫测。

真正在思想上走近奥兹，叩击他的心灵之门，是在翻译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时。这部近600页的作品的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展示出百余年间的犹太家族历史与民族叙事，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蕴含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作品中相互交织，使读者得以窥见其喜怒哀乐和得失荣辱。《爱与黑暗的故事》也是我迄今翻译的难度最大的作品，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我曾在2006年连续整整8个月，心无旁骛，终日伏案揣摩翻译，与人物一起欢笑，流泪，思考；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顾不上洗脸，立刻冲向电脑，写下半梦半醒中苦苦斟酌出来的句子或词语。

《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

在我刚刚从事翻译工作时，博士导师浦安迪便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文化。”对此我深有同感。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的学养、功力、才华、气质，乃至母体文化带入译本之中。2009年在以色列举行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奥兹的俄文译者指出，“每个人翻译出来的阿摩司·奥兹都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位译者的译作在不同文化语境和语言习惯中得到的反馈也不尽相同。记得2012年我在编校台湾版《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过程中，缪斯出版总编辑徐庆文女士曾提到译林版《爱与黑暗的故事》“文采优雅流畅”，“所以仅仅主要修订一些台湾读者不习惯的用语、繁简转换造成的错别字词，以及少数一些前后不一致的翻译名词，并补充一些注释”。此外，译林版出于某些考虑所做的删节也被台湾出版社编辑重新补译。但我在阅读台湾版修改稿初稿时也对有些词语甚至句式的使用感到不太习惯。这种感觉，由王德威教授精辟地一语道破症结之所在：“每种中文文化传统均有其书写和阅读语言的方式”。同族语言尚且存在着沟通屏障，何况异族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

奥兹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其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他酷爱《圣经》中优美、简洁、凝练的语词，在许多作品中使用《圣经》中的暗示与隐喻，用简明短促的句式形成强烈的抒情色彩，有些作品甚至以语言神韵见长。从语言构成上看，奥兹作品中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对话语言、叙述性语言和描述性语言。翻译对话语言相对容易，只要你能想象出主人公的说话情境，就可以翻译得妙趣横生。翻译叙述性语言，则需要仔细琢磨奥兹讲话的风格，同时借助“想象他者”的技能，想象奥兹讲话时的声音与情感，并把这种声音气质与情感特征传达给读者。最难翻译的要数描述性的语言，是对译者语言、学识、能力与耐力的全面考量。从语言特征上看，奥兹的语言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次。奥兹小说中的许多词语，本来在希伯来文中有意义，如《我的米海尔》中的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女主人公“汉娜”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Hag”，意为“节日”、“快乐”，这种神韵无论用英文还是用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我只好在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奥兹亦曾和我聊起如何把《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两个女传教士讲的《圣经》希伯来语翻译成中文以及某些长句子如何转换等。

经常有人尤其是以色列人，会问我：你是从英文还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奥兹。因为在他们看来，奥兹的希伯来语十分典雅，交织着多重含义，有时连本土以色列人理解起来都十分困难。坦白地说，我最初接触希伯来文文本，只是把它当做结识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文学的手段，需要借助英文这根拐杖。加上以色列老师在教外国学生时，几乎不约而同把希伯来文原文与英文译文加以比较。我在希伯来文学领域的启蒙老师考比博士曾对《我的米海尔》的英文译文大加赞赏，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原文更加纯熟，但已故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谢克德却持有异议，称奥兹的语言非常激越，具有音韵美，而德朗士在翻译中丢失了很多东西，英文本的节奏要平缓得多。它促使我在早期翻译《我的米海尔》的过程中，将1968年阿姆奥维德出版社的希伯来文版与1976年纽约矮脚鸡书系英文版逐字逐句对照，对比结果令我连连称叹，英文版确实十分精彩，在文法结构及用词上总体保留了原作风貌，只是个别章节有增译、漏译及句式变通的现象。渐渐地，比较译本成为我的职业习惯。随着多年翻译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在翻译《爱与黑暗的故事》时逐渐形成一个信念：忠实于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词彩与精神。

目前国内的以色列文学译者，多从英文、法文、德文等文字转译。尽管我赞同从希伯来文直译的主张，但个人认为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国内学界流行着大语种和小语种之说。在小语种中，希伯来语大概可以说是小中之小。言外之意，目前国内懂希伯来语的人数量非常有限，而能够运用希伯来文进行文学翻译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为文学翻译不只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术性操作，而且需要译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中文功底和翻译实践经验。希伯来文学作品的其他语种译者多是双重母语，甚至多重母语，他们对希伯来文的理解和把握往往超过后来从学的中国学者。从其他语种转译希伯来文学作品的诸多译者，一般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功底与翻译实践经验，其优势比较明显。因此，现阶段转译希伯来文学作品这项事业也应该得到鼓励。

记得多年前在《世界文学》做编辑时，一些前辈曾经讲过，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同大师对话。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才华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翻译过程本身便是与大师逐渐接近的愉悦过程，翻译奥兹确实是我的幸运。2007年奥兹访华时，我虽工作辛苦，但与奥兹夫妇在景山公园一展歌喉，在后海酒吧街把酒朗诵现代希伯来诗歌之父比阿里克诗歌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奥兹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从1998年奥兹的长篇小说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迄今已经15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奥兹的一些长篇小说，如《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黑匣子》《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断再版。中国读者通过奥兹等希伯来语优秀作家的作品，对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社会有所认知。许多读者，包括中国作家对奥兹所倾注的热诚委实令人感动，甚至有时让人忘记了奥兹来自以色列——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语种国家。

译文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子。每一次我打开 “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干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要是他们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成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说一声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如花瓶底下，留张字条。

我们都这样。

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感觉细腻！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恨她。

……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胁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而是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痛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还是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黝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或者截然相反，要是我更加孱弱，患慢性病，坐在轮椅上，得了肺痨，甚至天生失明……她善良慷慨的天性，当然不允许她抛弃这样一个残疾儿，抛下可怜的他，只顾自己消失。要是我是个没有双腿的瘸孩子，要是还有时间，我会跑到一辆奔驰的汽车底下，挨撞，截肢，也许我妈妈会充满怜悯，不会离开我，会留下来照顾我。

要是妈妈就那样离开我，没回头看上我一眼，当然暗示出她从来就一点也没爱过我：要是你爱一个人，她这样教我，那么除了背叛，你可以宽恕他的一切，你甚至宽恕他唠唠叨叨，宽恕他丢了帽子，宽恕他把山珍海味丢在盘子里。

抛弃就是背叛。她——抛弃了我二人，爸爸和我。尽管她偏头痛，尽管现在方知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永远不会离她而去，尽管她长时间沉默寡言，把自己关闭在黑暗的房间，情绪失控， 我永远不会那样离她而去。我有时会发脾气，也许甚至会一两天不和她说话，但是永远也不会抛弃她，永远不会。

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那是自然法则。连一只猫儿一只山羊都是如此。连罪犯和刽子手的母亲都是如此。连纳粹们的妈妈都是如此。或者是弱智者的妈妈。甚至魔鬼的妈妈。只有我自己不能得到爱，我妈妈离我而去，这一事实表明我没有被人爱之处，我不值得爱。我有一些毛病，一些非常可怕，可憎，确实令人恐怖的东西，比某些生理或心理残缺甚至疯癫更加令人生厌。我有某种无法补救的令人生厌之处，如此可怕，就连妈妈那样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可以把爱慷慨施与一只鸟儿，一个乞丐或者是一条迷路的小狗，都无法再容忍我，躲我躲得越远越好。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 “任何一只猴子在母亲眼里都是瞪羚。”只有我除外。

要是我也可爱，至少一点点可爱，像世界上所有母亲眼中的孩子，甚至最丑、最淘气的孩子，甚至那些被逐出校门、有暴力倾向、心理不正常的孩子，甚至用把菜刀把爷爷捅了的恶小子，甚至性变态狂，有象皮病，在大街上拉开拉链，拿出自己的物件给姑娘们看——要是我听话，要是我按照她千叮咛万嘱咐的那样去做，该多好，可我像个傻瓜不听她的……要是在逾越节晚宴后，我不把那只从她曾祖母那里传下来的蓝碗打碎……要是我每天早晨好好刷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包括每个角落，不耍花招……要是我不从她手袋里捏出半文钱，后又撒谎说我没有拿……要是我止住那些邪念，夜里没有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睡衣最里面……要是我像所有的人一样，也配有个妈妈就好了。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4年1月8日7版

本期编辑 | 丛子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