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皇帝正式提出要编纂一本传书《清史列传·贰臣传》，专门记载那些历史上的“贰臣”们，后来，这两卷书被附在清史列传后面。在这本书中，对于那些反叛了明朝，投靠了清朝的官员们做了一些定性的评价。在这一百二十多位官员中，有两位值得注意。

一个是：洪承畴，另一个则是：祖大寿。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古代，人们关于国家和民族方面的看法，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假如评价一个人是卖国贼、是汉奸，那么，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什么是国？难道满族不是中国的一员？由清朝统治的国家就不是中国了吗？

所以，且让我们去史书中，看看当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夜袭，被清军战败。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将领被杀。洪承畴被俘后，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

自此，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大清皇帝虽然觉得洪承畴在投降后，对满清入关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是有功之臣，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不值得大肆宣扬的，反而要进行贬低。如果，每一个大臣在国家危亡关头都投靠新的主子，那么，天下间还有什么道德和节义可言呢？

所以，乾隆皇帝就精辟地指出：“这些臣子在危难之时不能为自己的主子尽忠，在德行上是有亏欠的。这些人虽然为朝廷做了不少贡献，他们的子孙也继续为官，可是，在‘忠君’这一点上，他们并不值得被推崇。”

乾隆皇帝还说：“想起本朝刚刚开创的时候，明朝的大臣们根据世事变迁，很快就投靠了我们。洪承畴奉上经略，表示他的归顺之意；祖大寿害怕整座城都陷入危难之中，所以，带着城池来投降… …因为，我想要开创大一统的局面，所以，不得已收用了他们，为的就是安抚民众的叛逆之心。

不过，在发生这些事后，以我的个人感情来说，倘若人们都向胜利的那一方投靠，在遭遇困难的时局时不能主动站出来临危受命，就怕死地投降了，这样的人怎能说是完美的人呢？即使因为他非常有才能而任用他，他身上的瑕疵也是不能掩盖的。如果，他们投降了之后再次背叛现在的主子，或者说投降之后偷偷使坏，那么，他们就更不是个人了！“

在皇帝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认为：投降大清并且立下功劳的人，并不值得重用、赞扬，因为，他们德行有亏。而那些投降之后再次背叛的，则根本不能算个人。同时，皇帝也希望后世的臣子们要以这些人为戒。

他还说道：“现在为了让大家看准情势，明白道理，所以应该在国史之外另外为这些人做一本专辑，将这些臣子们在明朝的表现和在本朝的各种事迹清晰明白地照实记下来，不要隐藏分毫，无论好的坏的都一字不改… …这就是我的一片苦心，想要为后世的臣子们正一正纲常！“

从这本传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古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不如现代先进，但是，也绝不能用“卖国”等概念去定义一些投降敌方的大臣，不过，他们终究是德行有亏的。古人判定一个人忠、奸的标准就是忠孝仁义，失掉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让人觉得此人不靠谱不值得尊敬。

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洪承畴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重臣，是从镇压农民起义军发家的，不值得称颂；而他降清以后，成为清初的开国功臣，在促使清朝统一、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都是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是应该肯定的。

但大清朝的皇帝却不这么觉得，他们认为：洪承畴等人在本朝立了大功，是中坚力量，但是，这些人并不能表彰。万一表彰之后，所有的人都学习他们这种有失水准的做法，那么，国家的道德体系岂不是就乱掉了？倘若，有一日大清要亡，恐怕这时候还能坚定地站在帝王身侧辅佐保护的人不会很多。如此一来，身为统治者岂不是很闹心？

故而，乾隆的做法确实非常合理，值得后世的统治者们去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朝历代，如果有人为秦桧辩白，说此人也是出于无奈，非常值得同情，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因为，秦桧不仅是位背叛了朝廷的人，还残害忠良，是个不折不扣的“奸人”。所以，这样的人不足以和洪承畴等人比肩！

在今天，我们仍旧不能为秦、洪这样的人洗白。因为，这种背叛行为的本身就值得谴责，倘若，社会对这种风气习以为常，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有所下降。比如：在当今社会，假如我们在一家公司上班，就要时刻为老板着想。

如果对薪资待遇不满意，或者对领导的管理方式不满意，大可以选择跳槽。但是，绝对不可以将原公司的商业机密带到新的公司里去，否则，这种行为就是洪等人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贰臣”。

虽然，这样的人有可能规避法律责任，但是，他始终是不道德的，相信这样做的人也会得到现公司老板的猜忌。

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国家出发，还是从道德层面出发，当今社会，应永不为秦、洪二人翻案。

参考资料：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列传二十四》、《清史列传·贰臣传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