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随着王世充废皇泰主于洛阳，僭越称帝，建立郑国伊始，隋末三足鼎立的局势正式形成。在此政局变幻之下，窦建德所建立的大夏国，积极开展一系列内政建设与外交活动，以加强自身的力量。窦建德是陕西咸阳人，早年参加过高丽战役，后来斩杀宇文化及，虎踞河北，他为何能将大夏国支撑6年？

隋末群雄割据，政权纷多，欲获得战争之胜利，首先需加强自身建设，方能与其他政权进行抗衡。因国家之创建，需依靠政治机器的运作方能发挥其功效。此时，欲保大夏国政权安稳运行，则需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以面对紧张的政治局势，对隋室旧臣、唐之降官与窦氏故吏作以正式的任命和妥善安置，方为第一要事。

自武德元年（618）四月大夏政权草创伊始，至武德四年（621）五月齐善行、裴矩奉传国八玺止，窦建德大夏国历时三年有余。在此期间，据史籍可考者，大夏政权接受隋室旧臣十一人。分别为：张玄素、宋正本、孔德绍、王琮、刘斌、裴矩、虞世南、欧阳询、何稠、崔君肃、柳调。以斩杀宇文化及为界，前后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主要有五人。

随着继承隋室政治遗产，大夏国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地位都有所提高。李唐政权与窦建德政权的矛盾也随即激化。窦建德于武德二年八月，率军攻打洺州，至十月“掳淮安王李神通、李世勣父盖、魏征及帝妹同安公主。为李世勣以数百骑走渡河，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

李密降唐之后，李勣也降唐。陈寅恪先生指出“徐世勣（李勣）者，翟让死后，实代为此系统之领袖，李密不过以资望见推，而居最高之地位耳，密既降唐，其土地人众均为世勣所有，世勣于王世充、窦建德与高祖鼎峙竞争之际，盖有举足轻重之势，其绝郑夏而归李唐，亦隋唐间政权转移至大关键也。”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勣的抉择对隋末群雄力量的对比，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李渊、窦建德以及王世充三方势力的消长。窦建德打败李勣之后，使之复守黎阳，同样也可以看出大夏国对李勣的重视。但窦建德以李勣之父为要挟，也看出窦建德对李勣的疑心，之所以派其守黎阳，乃有两个原因：其一，窦建德政权积极接收李唐降将，有利于其他将领也归属大夏，壮大实力；其二，彼时李勣为瓦岗势力的真正领导者，实力强大，可以镇守黎阳。

自大业十三年始，天下已然呈河北窦建德、洛阳皇泰主杨侗与李唐政权三足鼎立之势。然，以总体实力而言，李唐政权更是占据天时、地利与人和。李唐坐拥长安，不但土壤肥沃且具有崤、函之固，而且李密降唐也有利于李唐军事力量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此情况之下，窦建德欣然接受皇泰主杨侗的册封，以共同抵抗李渊的政权压力。

窦建德出兵进攻李唐山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之时，就似乎已经知晓刘武周入侵并州会失败的结果，李渊肯定会联合自己。换而言之，自武德二年（619）九月至武德三年（620）八月，窦夏对于李唐的外交政策为联合，即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李唐取得联合的机会。

随着李渊出兵直接攻打王世充，三足鼎立之势开始动摇。在此之时，窦建德大夏国的外交政策也作出调整。正如上所引史料记载，大夏国的中书侍郎刘彬建议窦建德此时应该与王世充联合，解决眼下危机之后，再慢慢蚕食河南。虽然，窦建德接纳此建议，但据上文可知，窦建德并没立即去救援王世充，而是先侵占河南的曹、戴二州地，即使王世充危在旦夕，大夏国依然没有首先派遣自己的军队去解救。

窦建德依然在执行蚕食王世充、吞食河南的计划。此次之所以派遣徐圆朗、孟海公之流解救王世充，实乃出自大夏国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连年征战未曾有大败的先例。在窦建德看来，唐军长途奔袭，不适宜长期作战与两线作战，况且大夏军队自身实力强大、东都洛阳易守难攻，所以只要大夏国声援王世充，并派兵前去作出大军压境之势头，李唐政权肯定会有所忌惮，撤军西归，到时洛阳王世充的危险自然会解除。

大夏政权通过不断地削弱、蚕食王郑的实力，一步一步占据河南。虽然其中有联合，但在虎牢关战役之前，窦建德都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抓紧强大自己的力量，盘踞洛阳的郑王则是其首先侵占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