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第二任领导人斯大林，一生经历过多次敌人的暗杀行动，但是奇怪的是每一次他都能化险为夷，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斯大林遭受过的几次敌人的暗杀行动始末。

可疑的贝利亚

斯大林一次去别墅时，他的车险些被炸，幸亏事先听从了贝利亚的劝告，中途换了车，才免去了桥断车毁的危险。还有一次坐游艇时，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岗哨，哨兵开枪示警，贝利亚“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斯大林。这两件事让贝利亚捞了政治资本，所以，有人怀疑这是野心家贝利亚为了讨好斯大林而故意安排的。

日本特工的暗杀行动

1938年哈桑湖畔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期间，日本特工机关把部分白匪军编成敢死队，准备让他们]潜到斯大林洗温泉澡的马采斯塔疗养院。苏联特工机关得到情报后，在敢死队越境时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特工机关又于1939年策划了新的暗杀行动——在“五一”游行观礼时，利用放在列宁墓的定时炸弹炸死斯大林。苏联特工机关从内线得到消息后，又避免了这场灾难。

德国军事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

德国军事情报局也不甘落后，他们千方百计想杀害斯大林，以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第一次是1944年，计划由德国外长利用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下毒手。武器是外形像钢笔的枪，它能射出大口径子弹，有效射程6米至8米，后因德军被打得败涂地而没有机会。同年8月，德国策划了一次更为凶险的暗杀行动。担任行刺的主角是苏联红军军官波利托夫，他1942年被德军俘虏，在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工学校深造，受过特别训练。

暗杀计划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用穿甲弹打斯大林的专车。德国情报局的科研人员特意研制出了能在300米内穿透45毫米厚装甲的短筒无后坐力炮，它可以固定在右臂上，用按钮发射。第二个方案是用大爆破力磁性定时炸弹，放在斯大林接见前线归来英雄的高级指挥官会议室里。为了便于行动，波利托夫改名为“塔夫林”,成了苏联方面军“斯梅尔什”反间谍机关的少校，战功累累，“荣获” 过苏联英雄称号、五枚战斗勋章和两枚奖章，勋章和奖章是从阵亡的苏军将土身上取下的，货真价实。为了让着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甚至伪造了登有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奖令及“塔夫林”照片的《真理报》和《消息报》。

“塔夫林”的助手真名叫阿达米切娃，她装成“塔夫林妻子”，实为他的报务员和译电员，随身带有伪造的去“斯梅尔什”出差的证明。一切都做得十分严谨，可惜几个小小的疏忽却让这个严密的暗杀计划最终落空。“塔夫林”在里加定制了一件苏式皮衣，要求袖子和口袋都又宽又长。接活的裁缝是苏联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员，他在“塔夫林”试衣后跟踪他，见他进了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经常出入的旅馆，于是就把这一切通知了“上司”。“塔夫林”成了苏联的注意目标。第二个意外是先遣部队被苏联军人抓获，这批人供出还有一架飞机要送人过来，说出了降落地点。苏联方面用电报发出了假消息:一切正常，接机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狡猾的德国军事情报局居然没有看出破绽。于1944年9月5日派了一架甚至能在农田里着陆的阿拉多-332式飞机送“塔夫林夫妇”进苏联。警惕的防空兵在放敌机入境时开炮，飞机被击伤。飞行员只得改变着陆地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侥幸降落成功。虽然飞机受损，但人员总算安然无恙。“塔夫林夫妇” 坐上随机带来的苏制摩托车，向莫斯科进发。

苏联反间谍机关在原定着陆地点扑了空，十分不安，立即下令对通往莫斯科的路口加强警戒。“塔夫林夫妇” 所骑的摩托车在勒热夫区被哨长拦住，检查证件。一切正常， 哨兵准备放行，只是顺便问了一句: “少校同志，您从哪儿来的?”“塔夫林”不知着陆地点为何地，只得谎称从某地(原定着陆地点)。从该地到勒热夫区少说也有4小时的路程，而且当晚阴雨连绵，可是摩托车干干净净，两人的衣服也都是干的。哨兵不动声色地说: “请您到队部去盖个章，否则到下一个哨卡还要补办。这是章程，请原谅。”“塔夫林”夫妇点点头，跟哨兵去了队部。哨兵趁“塔夫林”夫妇办手续之机，从摩托车上查出了短筒炮、皮衣、7支手枪等暗杀工具，这次行动也泡了汤。

德国军事情报局绞尽脑汁，又造出了杀伤力极强的炸药，它外表如一小团脏物，用只有一包香烟大小的短波发射机起爆，遥控距离可达7英里。这项任务落到了两个苏军俘虏身上，其中一个同斯大林车库的机械师是朋友，行动就更方便了。只要设法把炸药放到斯大林的车上，就万事大吉了。可是两人被空投到斯大林总部所在地后就查无音讯，或许被抓，或许自首。总之，暗杀没有成功。

一个人能够躲过多次的暗杀行动，可见当时苏联的反间谍机关的强大，怪不得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生活》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称斯大林是20世纪上半世纪世界上受到保护最佳的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