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民间形象、文学形象是极差的，其历史的口碑几乎可以与纣、桀相提并论。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在成王败寇的价值意识框架内不大可能有好的评价，尤其是后续的是一个盛大的，其光芒不仅将隋之强盛完全笼罩，而且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代隋的合法性与隋之非法性。“二十四史里的，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鉴不远’”。[1]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的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以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其意味深长。如果不是隋炀帝，而是他的后代造成的乱局，最终被唐所代，隋炀帝的评价可能会类似。如果隋在他之后可以有百年之基，他甚至可以与媲美。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实际上也不提倡这种类比。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历史的特定的环境，看似相似，实则千差万别。但有一条，隋炀帝的历史真实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见得那么容易还原。黄仁宇说炀帝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并举例说，他垂青于汉血马，为了能够自产自销，他放牝马3000匹于草原，以此说明炀帝想象力的丰富与创造性的思维。[2]在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的背景下，踏实、谨慎似乎永远是没有错误的，或者说不会出错的，而创造力与想象力往往不是政治家、皇帝的素质。在农耕文明中，在思想与观念领域这种创造与突破是很危险的。农业生产的技术几千年前已经形成，并逐渐积累。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思想意识与观及其典章体制也形成并逐渐积累，没有外力很难改变。有了外力，也同样很难改变。因此，作为皇帝即一个国家的家长应当是敦厚谨慎的，如同刘皇叔的文学形象那样。所谓的“大有作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生态或生态。因此，即使处在边陲的秦国，商秧的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积累起统一中国的资本，但秦人在享受着变法带来的好处时，却将商秧置于死地。秦始皇的统一有着开创性的丰功伟绩，却以暴君的形象遭世人批判。隋炀帝也是一个好大喜功，有为而治的皇帝，其历史功劳恐怕没有几个封建皇帝可以媲美，但却是历史上的昏君、暴君。他修建的运河至今仍然在使用，他所推广的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种全面公开、相对公平的考试与选仕制度，既为下层人士上向流动提供了机会，也为国家提供了栋梁之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为可靠的中坚力量。我们今天在赞美运河，评价科举，赞美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唯把决策者打入冷宫，但如果没有决策，恐怕至今也不会有大运河的出现。虽然运河是有的，但不是今天这样的运河。当然有人拿修建运河的目的说事，这值得研究，但须建筑在史实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说修建长城的目的，营造石窟、修建所谓故宫的目的又值得推敲与玩味乎?因此网上有一篇力挺隋炀帝的文章，很有“反潮流”的精神。

隋炀帝其实是很有文治武功的，修运河，复长城，立科举，强集权，去豪强，除后患，威四夷，征西域，汇通天下，有几个皇帝做得到?有几个皇帝为了国家的稳固、安全、发展，能够不辞辛苦，在那个只有木轮车的年代，亲征到青海蒙古辽东?‘无向辽东浪死歌”一曲骂尽炀帝东征，可为什么，公认的一代名主李世民，还有他平时那有些软弱的儿子李治，都跟斗红了眼的公鸡似的，非要拿下高句丽不可?只要细翻当年的史籍资料，就可以很清楚得明白，当时的高句丽，决非所谓附庸小国，它也是一个高度集权半牧半耕的军事强国，已经有能力臣服四周小国，并且威逼中原，对大隋也是时有冒犯掠占，隋炀帝当年调千里大军，总计共一百来万人，三次东征，决不是只因高句丽不恭那么简单。隋炀帝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为后世忧也!”

人们只记得，隋炀帝曾经三次龙舟游江南，可是有几个人记得，那四千里大运河为中国的繁荣稳定，竟是做了多大贡献!这不啻于只因末行没写好，就完全否定了一本煌煌巨著。"尽道隋忘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些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

文章把隋炀帝的功绩例举如下：

最先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

最先开凿了世界上第一长的南北大运河;

最先建立了“过于秦汉”和唐宋的疆域;

最先颁布“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接待外国使团和派出使者;

最先在法律中废除了“十恶”之条，宽减了刑罚;

最先建造空前精巧的用于收藏古籍的图书馆。

同时也提高了隋炀帝的国际影响力，说炀帝陵国内游客沦落却受日韩游客追捧：

记者在陵园停留了几个小时，未见一个游客。陵园管理人员说，虽然这里被辟为景区，但几年来一直门前冷落车马稀，国内游客来得很少，多数人不晓得有这么个所在。还有些人大概因为隋炀帝是个名声不好的“倒霉皇帝”，怕沾了“晦气”，所以不大愿意来这里游览。

陵园管理人员说：“但是，国外游客，尤其是日本、韩国的游客，来隋炀帝陵的很多。他们大都是怀着对隋炀帝的景仰心情而来。据这些日本、韩国客人讲，隋炀帝在日本、韩国的名气很大，不亚于秦始皇和汉武帝。”[3]

对任何一位皇帝都用不着美化，当然也用不着矮化，甚至妖魔化。我们似乎还保留着小生产体系和语境中的观念，以精英文化的角度仰视皇帝或将其踩倒脚下(因为他们不是神仙就是恶魔)，而不能以平视的眼光去客观的审视与评价过去的皇帝。因为在我们意识中，他们总是所谓的天子，而我们则始终是良民。对隋断帝的评价也反映了这个特征。炀帝的形象大多来自《隋书》。后世承袭《隋书》之说，虽然以批判、以反面教材的角度去整理材料，但总算斯文。而到了民间，小说、传奇的渲染，隋炀帝便成了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隋炀帝，一个被完全妖魔化的皇帝。因此，“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赶得上时代。”[4]

传统中国、农耕的中国是一个实际的中国，春耕秋收，夏取冬藏，未雨绸缪，顺应天时，顺应自然，讲究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反对竭泽而渔，时时讲恰当，讲中庸，尤其总结出“过犹不及”的结论。有一个钱要省着花，有二个钱要算计着花，有三个钱则要存二个而只能花一个，是这种思维的定势的经验与总结。因此，像炀帝这样无休止、大有作为地耗尽人力物力是很危险的。汉武帝经前辈70多年的积累，大兴土木，大动干戈，到了晚年似乎领悟其中的道理。炀帝只有文帝一代的积累，虽然国家财富不亚于汉武帝时期，但其政治积累，社会稳定的积累尤其是社会舆论的积累并未到位，因此，就更加危险。也许正如黄仁宇所说，由于隋文帝的骄纵，隋炀帝一生太过顺利，13岁做了省级干部，不到20岁就作了元帅，指挥六合一方面的军队50多万人，竞在一个多月内横扫南中国，统一中国。他并不了解这是所谓的大势，他只是顺势而为的结果，反从另一个方面纵养了其骄骞，误以为天下的事都是如此容易。因此，一旦他逆势而为，一筹莫展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向另一端，变得心灰意冷，逃避现实，因此他的悲剧是由于他前期的顺境累积出来的。而他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也有其历史背景。文帝积累的财富，这样的富裕成为国家的赘累。[5]我大致同意这些观点。

如果说到荒淫，可以进行比较的是与隋炀帝差不多同时代、后被年轻的隋炀帝杨广击败的南陈后主陈叔宝。陈叔宝是个政治上不求上进，文化上却多才多艺的主儿。说其爱美人胜过爱江山也不为过。爱美人者自然有其独到的鉴赏力，他从民间陶到了据说是绝代的美人张丽华，容冠群雌，光艳照人，顾视盼睐，尤其是一头美发，长七尺，乌亮如漆，阁上临轩靓妆，宫中遥望若仙。[6]此外，还有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薜二淑媛，袁、何、江等七人。陈后主是有文采，亲自做《三艳妇词》赞美他所陶到的这些美人，并组织上千宫女演唱他所做的这些词曲。到忘情处，竟亲自操琴演奏，如痴如醉。遇有国事讨论，也将张贵妃放在自己的膝上。张贵妃倒也聪明过人，所讨论的内容甚至比大臣记得还清楚。陈偏安江南，一点没有做为，甚至听到隋军已经饮马长江，也不在乎，依旧纵情诗酒美人。居然能自豪地说“王气在建康(江苏南京)，北齐侵略过我们三次，北周侵略过我们两次，都被击败，杨坚为什么不接受历史教训?”[7]都官尚书孔范在旁敲边鼓说：“长江本是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敌人岂能飞渡?边将贪功，往往夸张战报。我总嫌我的官位太小，敌人如果真的过江，我早就封侯了。”[8]有人报告消息说，隋军战马大批死亡，孔范愤怒地喊道：“那些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让它们死?”陈叔宝的信心因孔范的丑角动作而日益加强。陈军如此大意是要出事的。公元589年正月，隋军在大雾中渡过长江。陈军溃散，建康(江苏南京)陷落。陈叔宝正在金銮殿上坐朝，听到敌人入城，急向后逃。大臣拦住，建议他衣冠整齐，在正殿上等候变化。陈叔宝大惊说：“刀枪之下，非同儿戏，我自有妙计。”他的妙计是，跑回后宫，躲进景阳殿一口深井之中。隋军入宫搜索，在井上呼唤，不见回答，扬言要向井中投掷石头，这才听到应声。士兵们抛下绳索把他拉出来时，震惊怎么如此沉重，等到拉出井口，才发现竟然有三个人，除了陈叔宝外，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就在同时，士兵搜查皇宫，在陈叔宝床底下，发现很多将领们向政府告急的十万火急文书，还没有拆封。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陈帝国立国只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