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建议削藩受皇帝器重,其父很忧心,跟儿子讲:我们要被灭族了

文/格瓦拉同志

汉高帝出于巩固江山的考虑,便大封子弟为王,希望他们能起到拱卫皇室、绥靖地方的作用。然而刘邦显然没考到这样做的“负面效应”,因为藩王们不仅占据着辽阔的土地,不断地跟朝廷争人口、财富,而且相互勾结、互为声援,时间一长便对朝廷形成严重的威胁。

等到汉景帝上台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便提出“削藩”的建议,并跟皇帝讲:“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见《汉书·吴王刘濞传》)。景帝对他的建议很是认同,便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晁错的建议,结果大多人唯唯诺诺,只有詹事窦婴表示反对。

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决定削藩

既然绝大多数群臣没有异议,景帝便决意实施“削藩”计划,首先拿楚王刘戊“开刀”,以他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私生活不检点为由,削夺其东海郡作为惩罚。接下来,朝廷又利用各种借口,削夺赵国的河间郡、胶西国的六个县,并图谋削夺吴国的会稽郡、豫章郡。朝廷“磨刀霍霍”,藩王们恐惧、愤恨不已,并把晁错视为“眼中钉”。

不久,民间开始盛传诸侯想联合起来造反、诛杀晁错的流言,一时间幸灾乐祸者有之,替晁错担忧者也大有人在。晁错的父亲考虑到家族的安危,便从老家赶到京城,去劝说儿子放弃“削藩”计划,并主动辞职归隐,以免惹祸上身,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对于父亲的谆谆劝导,晁错不以为然,坚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国家、朝廷的安稳。晁父见儿子执拗如此,便哀叹道:“这样做的确有助于维护刘家的江山,可诸侯们恨不得对你食肉寝皮,如果你再不停手,我们晁家将有灭族之忧啊!”说完,晁父便离开洛阳返回老家,因不愿亲眼见证家族覆灭的惨景,便在路上服毒自尽。

晁错忠心为国,却让家族陷入危难之中

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见《汉书·袁盎晁错传》。

果不其然,就在景帝下达削夺吴国封地的命令才十余天时间,吴王刘濞便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藩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时在景帝三年(前154)。叛乱起兵之初,势头非常强劲,主力渡过淮水、包围梁国,兵锋直逼洛阳方向。

“七国之乱”形势图

景帝见叛军进展迅速,一时间张皇失措,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对此,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由自己留守长安,而窦婴则认为此举是把皇帝推向“火坑”,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窦婴还向景帝推荐晁错的政敌、吴国前丞相袁盎,请他帮助皇帝找出破解危局之道。

袁盎给景帝出的主意很简单,就是“丢车保帅”,用处死晁错的方式来跟藩王们妥协,并且向皇帝保证,只要晁错一死,刘濞等人便失去继续造反的借口,全都会退回到封国。景帝觉得很有道理,便暗中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人弹劾晁错,务必要将其置于死地。

袁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便是诛杀晁错

十余天后,陶青等人依计而行,以晁错“大逆不道”的罪名,要求判处他腰斩之刑,并灭其族。景帝看到奏疏后,便同意照此执行。随即,景帝命张欧将晁错诓骗入朝议事,并在车马经过长安东市时,将其就地腰斩。晁错遇难时,还穿着朝服(“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引文同上)。

然而晁错死后,刘濞等人并没有停止叛乱,而从前线赶回来汇报军情的邓公,也将藩王们造反的真实意图告知皇帝,此时景帝才悔恨冤杀晁错(“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引文同上)。随后,景帝下诏以周亚夫为太尉,命其率大军讨伐,结果不到三个月时间便平息叛乱。

邓公向景帝汇报实情,后者悔恨不已

晁错赤心为国却遭奸佞陷害,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实在令人悲愤扼腕。所以后人读史至此,未尝不废书兴叹,感慨于他的孤忠,怜悯他的遭遇,其中《汉书》作者班固便评论道“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引文同上),可谓极其恰当。

史料来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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