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初，每一个法国骑士都要做这样的宣言：“我保证不进攻教堂，不抢劫教会的财务，我保证不袭击不带武器的教士、修士及平民。”

教会何以让威风凛凛的骑士如此敬畏？让中世纪的骑士发出这样的宣言，无异于让战斗为生的他们放下屠刀。但自法国教会发起“上帝的和平”运动后，这一不可思议的宣言逐渐被骑士接受。

10世纪时，法国王权衰落，各封建领主势力强大，出现了堪与中央分庭抗礼的阿奎丹公爵、勃艮第公爵、诺曼底公爵，佛兰德尔伯爵等。他们各有自己的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铸造钱币的权力，同时还对领地内过往的商人进行勒索敲诈，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外族的入侵使西欧生成停滞，文化凋零。由于中央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各地封建主纷纷修筑城堡，对入侵者进行阻击。封建主大肆扩张势力，也致使内战不断升级，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对社会正常秩序构成极大危害的还有骑士，他们以战斗为生，任何富裕的商人都成为大街的目标，任何富裕的场所都会成为洗劫的对象。当外族入侵活动停止后，当时最富裕的教会成为其首选目标。社会秩序被他们粗暴的践踏着，无数的教士、农民成为他们刀下的冤魂。

九、十世纪的西欧世俗政权无法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所以法国基督教会发起了“上帝的和平”运动，承担起了维护和平的责任，教会一方面想通过这个活动保护教会的财产和教会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想摆脱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控制和干预，还要驯服勇猛的骑士，使其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和镇压“异端”的军事力量。

“上帝的和平”运动正在酝酿时，克吕尼修道院的改革为其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910年，法国的阿奎丹公爵威廉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并规定：世俗封建主和当地的主教无权干涉修道院的事务，修道院院长可由修士自由推选；修士必须过集体生活，教士不得婚娶。

克吕尼修士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集中精力通过祈祷的形式来拯救人的灵魂，修道院逐渐成了专门的祈祷场所。

西欧的封建地主纷纷效仿，此后一个世纪里，西欧各地出现了近2000所类似克吕尼的修道院，并很快成为法国和意大利修道院改革的中心，克吕尼修道院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大提升。

931年，罗马教皇约翰十一世宣布，其他修道院院长由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管辖，克吕尼修道院系统成为欧洲第一个国际性组织。

公元10到11世纪，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出任各地的主教，使克吕尼修道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而出身克吕尼修道院修道院的格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当选教皇，更使该修道院的政治地位变得举足轻重。

克吕尼修道院坚持世俗封建主和当地的主教无权干涉修道院的事务，使修道院的威信大大提高，增强了普通信徒对修道院的信任。修士必须遵守独身的制度，使人越来越相信这是一个纯洁的场所，而修道院照顾老弱病残和香客的举动，更增加了人们对修道院的好感。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987年，修道院主持在法国南部勒皮主教区举行了和平会议。随后，阿奎丹的夏洛主教区与南部的纳尔旁主教区也相继举行了和平会议。944年，勒皮、里摩日和安瑟主教区举行了和平集会。从此以后，各地的教士和世俗贵族都宣布举行和平集会。

“上帝的和平”集会充满了强烈的宗教色彩，让人相信这完全是由教会组织发起的运动。

首先体现在主持人方面：历次的和平集会大都是由主教或修道院长主持，世俗之人很少能获得主持大会的权力。

其次体现在和平集会的展出物方面：在和平集会上展出圣徒的遗物甚至尸骨，成了集会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借此激发人们的维护和平的信念。如994年的里摩日和平集会，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主持的三天斋戒之后，圣徒的遗物被从各地运送到会场，所有的人都挡着圣徒的遗物宣誓维持和平。与会者把双手伸向天空，齐声高呼：“和平！和平！和平！”其场面感人至深。

最后一点是弘扬教会的神圣性和济世性：在和平集会上往往会有教士或修士进行治病表演，简单的方法和神奇的效果，使人们增加了对教会的神圣性和济世性的认同。

1020年以后，“上帝的和平”运动效果显著，欧洲所有的骑士都做了前文所说的誓词。在封建主私自战争期间，骑士还必须保证不逮捕农民、妇女和商人，并保证在四旬节和万圣节期间不抢劫磨房、不毁灭葡萄园，不抢劫值钱的牲畜。

这一运动，成功的改变了骑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骑士集团彻底从“强盗”被改善成“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