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犹记得，郭预衡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中谈及先秦文学的四大传统：发愤著书的传统、忧国忧民的传统、放言无惮的传统、深于取象的传统。对“放言无惮”四字，颇有感触。

时有人劝说，无需说话，好好做事即可。然而放言有惮者往往行动亦畏首畏尾。言行之不一致终究无法长久，而坦诚者多是如何发声则如何处事，无论言语、事务皆源于心声。明白放言后果并决意承担放言后果，已颇为不易。而此等人便多是真实干者，肯为自己的行动举止负责到底。

诸子百家之作何以岿然于思想发展之中？《史记》何以力压后世诸史而不朽？盛唐气象、魏晋风度何以令人且敬且喜？“放言无惮”之思想为一大缘由。此念其后，则是一种责任感。发声者，或肝肠直烈肆口而发，或深思熟虑娓娓道来。倾听者，倘若皆以“清谈”、“空谈”视之，则此后真正之“清谈”、“空谈”之风愈炽。负责任的发声者理应受到认真对待，否则其责任感将被逐渐消磨殆尽，终与不负责任者成一丘之貉。试观哲人、学人、文人等，倘若一生处在更甚于万马齐喑之境地——没有放言，不准放言，听别人放言，其生命将何以安放？还是说，我们实不需要负起责任来放言无惮的以上诸人？

“温柔敦厚”与“放言无惮” 并非对立，二者同是积极真诚之表现。平日待人自不妨做温文如玉的谦谦君子，而关键时刻义正辞严、以理服人，方显君子本色。需要放言时选择沉默，大抵非君子之道也。而尖酸刻薄、出言不逊并容不得他人异见者，能不谓心胸狭隘乎？可见放言者与倾听者皆需退一步及谅解之胸怀。放言有针对性而并不蛮横无理，倾听百川言论并择优而从。然后，则前者无惮于诉说，后者无惮于倾听矣。

我自知非放言无惮之人，非全不敢也，胸无成竹耳。然亦愿道一二，希求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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