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书法在一些有识之士的眼中他们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佛法无边，书法得意，佛法为根，书法延续，是这样的表现形式。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

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甚至刻经，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这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例如：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

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骄傲。

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信仰佛教，但更崇尚道教）出资雕刻的《金刚经》，今存于英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的开宝藏(或称蜀藏、大藏经)，为我国第一部刻本藏经，然今已无全本，零卷亦少。

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山麓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而以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此石经是由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弟子静琬创刻，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始成。

据记载，慧思大师设想把佛经刻在石板上，藏在山洞里，以备有一天佛教遭到磨难时，当作复制佛经的底本。他发愿刻经，是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两次灭佛事件的影响。慧思的这一想法，由其弟子静琬开始实施。他率众僧踏遍名山，发现白带山一带风景如画，峰峦秀拔，且附近有天然采石场，石刻匠人众多，遂选定此山为携宝藏经之地。

在陡峭的崖壁，一锤一錾，开始了艰苦的开凿石洞工程。石洞凿好后，静琬又带头在洞内秉烛刻经，不顾天寒地冻，心诚志坚，刻就《法华经》、《金刚经》等佛经宝典146石，镶于石洞四壁。为了发展和扩大刻经事业，静琬与僧人四方奔走，化缘募集经费，他们宣扬佛法和佛教宗旨，得到善男信女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刻经是一件极其艰苦而又细致的工程。后经唐、辽、金、元、明千余年，刻经之风不断。

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1.5万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千卷。

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从石经中还可以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文字演变情况，如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以及武周时期的新造字等。在雕刻艺术方面，包括造像风格、刻字技巧等，也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

造像题记：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到了清朝，皆重碑体。有人曾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

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书法作品有很多，提供了很多范本。此类作品多数以正楷书写，体现了一种敬仰之情，有清刚端正的审美取向。通过佛经的书写，起到净化和静化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书法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丰富性还是深刻性以及历史遗存对整个书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