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战争带来了哪些新问题？使职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是怎么样的？

使职产生的原因是统治形势的变化导致的新事务的出现,由于制度上规定的官僚体系基本是具有固定机构和固定职掌的,而国家事务却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临时性的使职派遣就成为许多王朝都具有的现象。但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出现的使职差遣,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相比,使职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本司之官不治本司之事,要差遣他官来判决;即使本司之官要治本司之事,也需要特别的授权。

唐代的使职差遣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很普遍,但使职体系的基本形成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制度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国家政权统治形势变化的结果。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巩固。战争带来的新问题首先表现在财政供应方面。本来在天宝年间,由于土地兼并及其引起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破坏,新的赋税征收原则尚未完全确立,国家的赋税收入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财政问题凸显,财政使职不断扩大;而杨国忠以其特有的经济之才以及特殊的背景,先后以度支员外郎、郎中兼领十数个使职,并以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取得了总理财政收支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财政总管。

而这种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由一人总管财政的制度,由于战备供应的需要,在安史之乱后被继承和巩固下来。战争之初,第五琦至蜀中奏事,向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需,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寻拜殿中侍御史。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迁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

从第五琦的仕历可以看出,战争使得整个官僚机构遭到破坏,更加不可能由原有户部诸司来承担赋税征敛和战备供应的任务,而是直接继承了开元、天宝以来发展起来的使职制度,即依托于御史系统派使勾当,并由一人总官。然其阶官尚须寄托于户部,随着第五琦所领的使职越来越多,他的阶官也从司金郎中、度支郎中做到户部侍郎,说明户部职官已经演化成为寄托财政使职品级身份的阶官了。由一人以判度支的使职身份总理财政的制度,在使得财政事务的管理完全使职化的同时,也为唐代财政管理体制的转换提供了契机。

唐前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是户部四司按照土地户籍与租调征收、国度支用、库藏出纳、仓储出纳等不同环节分工管理的,其中尤以户部根据户口丁身确定岁入为基础,以度支制定国度支用计划为中心;而安史之乱以后的财政管理,其发展方向是通过使职按照钱谷来源的种类或地域划分进行的。两种体制转换的前提,是经过战争强化了的判度支总揽财政的制度,它以一人总管的制度打通了财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其后由度支使、盐铁转运使和户部使三司分掌财政的制度,只不过是将原有判度支的职权进行平面的分割而已。

战乱还造成了官员人事档案的丢失以及由此带来的铨选和考课的混乱。这种混乱局面要到德宗贞元四、五年间才开始得到整顿。战争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一大批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期间被胁从的受伪官。肃宗收复两京后,这些人都相率待罪阙下。为了审理这些人,经过反复讨论,“竟置三司使”。这是由御史台、大理寺和刑部官员组成的“三司使”制度化的完成。战争还造成了礼仪制度的混乱,不仅出现了家礼散佚和私家礼仪逾制的问题,就连皇帝在南郊祭天的圆丘和李唐皇室的太庙亦毁于兵火,造成了国家大礼陵寝之礼和郊祀之礼的停废和紊乱。

​于是对礼仪制度的整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开元以来派使检校礼仪、祠祭之事的做法得以延续。掌管礼仪之事的机构也逐渐由“掌天下礼仪、祭享之政令”的礼部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的太常寺转变为以礼仪使为首的,以整顿礼制、制定仪注为主的太常礼院。以上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新问题从而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进一步发展的几个明显的方面。正是由于使职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冲击原有尚书行政系统的职权,进而造成尚书机构的逐渐闲废和新的行政体系的形成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