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兵的战斗力多强，本人不做过多赘述，就从一场八旗兵与明朝军队的一场经典战役来看

浑河之战发生于天启元年。此时明朝军事情报体系运行效率尚且没有得到彻底整治，运行效率很差，各类军事信息都不能正确掌握以及及时上报。要等到天启驾崩时情况才彻底扭转，但是很快又随着崇祯的调整而荒废。

此战，明军作战主力是四千白杆兵和三千戚家军。此外还有数万主力畏敌如虎抛弃友军撤退，其中一名将领后来又因此后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清军投入了精锐主力数万，最精锐的两黄旗，以及两白旗，都遭到严重挫折。战役最激烈的时候，占据战场优势、采取攻势的清军将领甚至请求努尔哈赤放弃战役。但是努尔哈赤坚决拒绝，坚持必须歼灭。为此清军强迫被俘的明军炮兵向明军开炮。最终，白杆兵全军覆没，戚家军打光了弹药全军覆没。

此战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意识到努尔哈赤带领下的后金军几乎完全脱胎于明军，但是又针对明军的一些特点有意加强（比如说明军一般要求携带三日粮而后金要求携带五日粮，明军十分重视骑兵而后金在重视骑兵的同时也加强了步兵建设），特别是努尔哈赤学习明军精锐的做法严肃军令，大大提高了后金军的组织程度。于是，在明神宗和熊廷弼的决策下，明朝选择了暂避锋芒、整训军队的后发制人战略。

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征集天下精锐进驻辽东。

如果以为征集天下精锐是为了稳定战局、歼灭敌人，那就错了。这样想，还是是将视野局限在了具体战斗上。明神宗-熊廷弼后发制人战略的关键，其实放在了建军上。

征集天下精锐的真实目的，是以这些精锐为基础，通过实战验证，最终在辽东建立一个全新的军事体系，以替代李成梁家族对辽东军事的深刻影响。

从当时辽东的政治环境上来说，这个设计是最合理的。第一，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军，本质上是对李成梁军事体制的借鉴、效仿和加强。第二，李成梁之后的辽东明军，已经不复李成梁季盛时期的强大（特别是李如松砍蒙古时中伏战死以后更加削弱）。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辽东明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已经不具备击败努尔哈赤的能力。而现成的事实也是萨尔浒之战以及一系列败仗。那么，抛弃这个失败的体系，另起炉灶是最佳的办法。但是这需要过渡期。不能在新军没有建立前抛弃旧军，导致国防真空。也不能毫无根据地随意组建新军，而不考虑实战检验。这样，先征集精锐，在观察他们对辽东军事环境的适应能力，然后拿出有力战绩，进而以此为基础扩充和编练军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明神宗和熊廷弼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一步骤。

但是，萨尔浒之战的第二年，明神宗就死了。然后熊廷弼马上就遭到了围攻弹劾，被撤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第一，明军精锐已经到了辽东，但是保护他们的两级上司都没了。第二，前往辽东的明军精锐可以说都是架子部队，兵力并不多，但是干部却很充足。比如说戚家军只不过是三千人而已，但是带军的将领确实继承戚继光衣钵的戚金。白杆兵也是统帅亲自带队。

于是，在明神宗去世后的天启元年，马上就爆发了一场葬送了明军一批精锐的浑河之战。而在战役中，努尔哈赤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决心，誓要歼灭这两支精锐。

这种内部激烈弹劾与外部坚决围歼完美配合的情形，曾经引起了我的怀疑。但是历史上又没有什么相关记载。最终我只能推测，辽东将门作为一个军阀化的军事体系，对明朝中央政府军事系统的渗透已经十分严重，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这一因素。

原因是这样的：一是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而且在被替换之后还能重新返回，意味着他在朝中有足够的游说能力，且对辽东军事成败有直接的干预能力；二是明朝讨伐日本也加强了辽东军事系统与明朝中央军事系统的深度合作。所以，明朝内部一些拿人手软的官员对于熊廷弼企图连根铲除辽东将门的行为必然要发起内部攻击。努尔哈赤作为熟悉辽东军事内幕的人士，本身也是辽东军事环境里的重要一员，且他本人也长期参与李成梁军事体系，那么他应该能够意识到利用这些力量的重要性。因为这么细致的资料不好找，只能作为一个推测。

具体来说，考虑到明神宗驾崩和熊廷弼去职都是公开消息，努尔哈赤并不需要内应，他只需要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就可以了。明朝内部对熊廷弼的弹劾也应该不是故意配合努尔哈赤，而仅仅是军阀化的军事集团为了维护小集团利益开展的正常内讧。

同时，考虑到后来负责辽东军事的统帅如孙承宗、袁崇焕都力主采取开支巨大远超明朝财力的国防政策，我认为他们背后都有一些鲸吞明朝国有资产的利益集团在活动。特别是，从常见的侵吞国资的案例来说，搞大工程是贪腐的高危敏感事件，贪腐分子为了能够上下其手，不但要在上层有人，

还要与大工程所在的地方势力合作。

而在历史上，孙承宗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都同时具备了“提出超出必要的、开支巨大的超级工程”、“主持超级工程并排除他人监督”、“与地方势力紧密合作”三个特点。说起来，如果确有必要，搞超级工程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孙承宗的超级工程开支有多么惊人，就会知道这是远超必要的。孙承宗要求在辽西走廊修筑大量堡垒和城池，屯驻大量军队。此举在当年就造成了五六百万两的直接开支。这个开支是什么概念呢？万历三大征二十年军费总开支只不过是一千一百万，孙承宗一年就干掉了二分之一。明朝长城防线号称“九边”，总开支只不过几百万两，不算辽东镇孙承宗一年就干掉了两个九边的开支。而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说到底就是没钱。比如说清军频繁突破长城防线入关，原因就是军费拖欠多年，工事坍塌不能修，装备锈蚀不能修，甚至士兵都没钱吃饭只能跑路。那么钱呢？都在辽西修建守不住的堡垒，等清军一来，明军就将这些堡垒烧掉坚壁清野去了。基本上孙承宗这种操作就相当于在金价极度不稳定动辄暴跌的时候高位重仓了一批纸黄金。孙承宗能够这样做，主要因为他是明熹宗的老师。很多人说，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其实老师也是人，清华大学的“常凯申教授”一出手就被人骗了一千七百多万。

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孙承宗袁崇焕真的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十分需要与扎根辽东的当地将门合作，才可以解释他们极力排斥客军、一再维护辽东军阀、

与大工程所在的地方势力合作

的行为。

很多人说明朝亡于财政危机，矛头都指向明朝养了多少宗室。其实，明朝不论养了多少宗室，他们终究还是拿出钱来打赢了万历三大征，这说明这个宗室问题他们有办法解决。比如说早在嘉靖年间，明朝就实际上停发了远支宗室理论上的俸禄，只是有一次有人成功告到了皇帝面前才勉强发了一年。那么明朝到底是为什么出现财政危机的呢？看孙承宗的军事预算，就知道是怎么危机的了。孙承宗在提出这样一个开支巨大的计划的同时，强调要“以辽人守辽土”。乍看上去，这句话似乎是在鼓舞辽东人民的士气，承认他们不是丢失家园的东北军，要发动人民群众全面抗战，但是孙承宗实际做的事情是“以辽东军阀守辽土”，只不过是打着辽人的幌子行辽阀之实，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浑河之战是一场规模不算很大、但是烈度却相当可观战役。此战的直接意义，是明军损失了一批可以扩建新军的种子军团，后金也更加确立了令行禁止、承受较大伤亡的战场纪律。从建军的角度来说，明朝遭受了重挫，而后金得到了显著的成长。基本上相当于当年中国足球在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进行市场化改革，搞了一个伪职业化，结果原先专业体系的青训梯队全都完蛋了，最后啥也没踢出来。

所以我认为，八旗之所以战斗力强，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架构基本模仿明军而有所加强，他们的建军思想也基本模仿明军而有所加强。具体到努尔哈赤来说，简单粗暴地说，就是“使劲堆人命”。用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努尔哈赤将“慈不掌兵”做得更好。具体到当时的军事环境来说，就是努尔哈赤在“建军”，而明朝一直在“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