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张爱玲在她的《更衣记》里这样说。

清朝建立以后，满人习俗的强制推行，造成了汉服饰的断代。尽管如此，汉族女子仍固执地坚守汉家文化，并没有彻底易服。可到了民国，她们却狂热地追捧起旗袍来了。若将这奇怪的现象拿出来讨论，会发现这是性别战争导致的结果。

若论汉服的形制和用料，明朝可谓是一个中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清朝统治期间，男人们统一穿上了满族的旗装，留起了辫子，女人们却保留了明朝的服饰风格，这便是所谓的“男降女不降”。甚至清代的旗人女子更加愿意效仿汉服的体系，认为比起旗服一整身的宽大臃肿，汉服的上衣下裙更能体现女子的身型与柔美。可惜旗人女子还未成功，就被皇权强行制止了。

张爱玲曾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这便可以很好地解释女性最初追捧旗袍的用意。到了民国时期，女人们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下，不仅让旗袍成为最时兴的服装，还做出了拒绝裹脚、将秀发剪短等奋力追求男女平等的事情来，女权运动在此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彼时的女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民族的存亡奔走呼号，将外来的入侵视为仇敌，丝毫不输男人们的家国情怀。

旗袍背后的性别战争不止于此。张爱玲在她的《更衣记》里提到，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彼时中国人的西装，是谨严而黯淡的，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当时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张爱玲就说，她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张爱玲对于旗袍，便是一往情深的的。张爱玲曾说：“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张爱玲成年后凭借笔杆子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使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个旗袍女王，她拥有了各式各样的旗袍。直到今日，张爱玲或轻盈或妩媚的旗袍形象仍深深地烙印在倾慕者的心中。

然而在张爱玲十二岁时，就读于贵族式的女子学校，款式新潮艳丽的旗袍在当时成为女人们追逐的风潮，而她却只能穿着青春期小女孩最素净的衣服。那些华丽明艳的旗袍便成了她青春期里最美好的憧憬。

张爱玲，这个以自恋和孤傲出名的女作家，年轻的时候也曾天真烂漫，纯净地如同一朵逆风绽放的欧石楠。中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柯灵，曾经回忆起自己与张爱玲的首次见面： “那是七月的一天，张爱玲身着素雅的丝质碎花旗袍，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走进了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中央书店。报纸包中就是日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和她自己绘制的插画。这身清秀的上海小姐的装束，是张爱玲一生中少有的保守造型，像是林黛玉初入贾府，谨小慎微。” “她身形修长，线条流畅如画，从颈脖到腰身顺势而下，勾勒出一个薄而长的倩影。那身体被包裹在素雅的旗袍中，清瘦得几乎不见，如一缕似有还无的诗魂。”

张爱玲这样素雅的造型，在她于文学史上倔强盛开之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有人却偏偏注意到了张爱玲少女青涩时的旗袍装扮，并把这种乖巧清丽的少女感视为一种独特的旗袍风格，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感。浙江的秀山丽水，创立了一家名为“限时赏味”的旗袍店。这家旗袍店认为，旗袍最忌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气质风尘，一种是迎宾小姐风格。这家店主打少女旗袍，但不仅仅是给年轻女孩穿着的旗袍，而是旗袍的样式与风格以干净雅致为主，让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穿出不同的气质，并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特有的自信。正如限时赏味的标语中说的一样：“旗袍，不只以艳俗为美。”

在限时赏味，你可以寻得一件淡紫色的藤萝花纹样圆襟长旗袍。私心说，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年轻姑娘的旗袍，穿上时不禁温柔莞尔，脑子里想到的是上海老洋房里无忧无虑的娇小姐，可爱娇羞，接受过新式教育，新潮漂亮。喜欢穿洋裙也可以穿碎花旗袍。在少女心中，青春期所形成的朦胧的情感尚未盛开。同时，你还可以寻一件水蓝色浅枝图样的倒大袖旗袍，白色的倒大袖里衣配以浅蓝马甲，是民国的旧时光里最常见的款式，却在今天被设计得独特又别致。

“靛蓝水滴纹缎的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这是张爱玲笔下的旗袍，直观又充满想象。这位民国旗袍代言人把旗袍穿出了个人特色，更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为中国旗袍书写了不朽的传奇，这家旗袍店也使张爱玲笔下的旗袍重新鲜活起来，你既可以穿出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展现的风情万种，也可以穿出周迅在电影《风声》中演绎的娇俏动人。

无论是风情款款又含蓄内敛的旗袍，还是褒衣博带的传统汉服，立领、斜襟、盘扣，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也是中式元素的核心。而在限时赏味充满中式元素的倒大袖旗袍上，常常可以发现宋庆龄女生最喜爱的蕾丝花边于袖口隐约显露，这是那个年代中西交融的产物，既古典又摩登。传统与时尚就这样在我们的视野里完美结合。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样写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穿上限时赏味的白色盘扣蕾丝短小衫，便会想到张爱玲记录的“床前白月光”。在穿着这件素净的倒大袖旗袍的时候，手臂落下会形成自然的褶皱，这是中式直袖落肩式的建材特点，后背也不会紧贴身体，这是原汁原味的民国大家闺秀的感觉，穿上便是那心目中的白月光。

这大概是少女心中理想的旗袍，穿上以后如同民国老照片里走出来的大家闺秀，端庄又带着些书卷气。让我想起了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和林徽因，她们也曾是书香门第饱读诗书的小姐，面对时代的变革依然有不变的勇气和倔强。彼时的她们就是我心中的旗袍少女，是1925年老上海弄堂里的惊鸿一瞥，叛逆自由，追梦至死。

当我们回头探究这件件旗袍，看到的是服饰与人、与城市、与文化丝丝入扣的关系。我不认为旗袍仅仅代表着过去和守旧，她在她的年代是摩登的、时尚的，是新潮少女争相推崇的服装，她应该是舒适的，她不应该只是年会和写真里才会出现的样子。穿着旗袍需要优雅与从容的仪态与气质，她是女性的一面镜子，让女性借此认识自己，管理自己。

他总说你穿洋装美。

那他一定没见过你穿旗袍的摇曳多姿。

旧时旗袍，限时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