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爵制有五等，分别为公、侯、伯、子、男，自古以来没有异议。但是随着近代疑古派的兴起，这种传承了几千年的定论也遭到了质疑。比如傅斯年、郭沫若等就认为五等爵是春秋时期的杜撰，其拥趸也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做证据，认为在宗周之时诸侯爵位并没有一定之规。因为傅、郭二人位高权重，所以如今的学术界也就流传着此种很“主流”观点，几乎算是实锤了周朝的五等爵制是子虚乌有，是乱世中以儒家为首的复古主义学者们为了缅怀和鼓吹昔日秩序社会，从而杜撰出来的伪史——因为人的身份等级需要当有明确区分，诸侯拱卫天子，士大夫服从诸侯，庶民安于耕织，所以儒生们才故意的杜撰了诸侯之间的明确等级。

但是，这种“疑古”其实是出于对三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一知半解以及对贵族社会的彻底。因为古今中外，凡是有贵族的帝国、王国往往都会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封爵系统。比如明清两朝的宗室爵就完全不一同于属于功臣外戚的“诸侯”和“民爵”系统；而德国也存在着数种类别的诸侯世卿。

比方说，最具有权威性的《左传·襄公十五年》就有五等爵的记载：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

有人认为古书无标点，所以就既无法确定这些名词一定表示不同等级，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同级异名。甚至还有人认为“甸、采、卫”究竟是上从“子、男”，为封君称号，还是下接“大夫”，属于封臣系统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也无法解释。

之前在《商朝官制概说》一文我中曾经讲过侯、甸、男、卫乃是从商朝到周初这一时期由中央政府分摊给诸侯的四种义务。而不是周公东征之后“五侯九伯”的封建等级。但周公东征之后情况起了变化——宗周朝廷不得不要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多元而庞大的新世界：诸夏。所以周公就对这四种“外服”做了调整，并且将大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列了出来。也就是说公、侯、伯、子、男的封地为甸、为采、为卫，虽然负担的职责不同，但这都是属于“国”的级别，是诸侯。而大夫作为最基础的“统治阶级”，需要侍奉诸侯，故其封地只能是“家”。

西周青铜胫甲，这种板甲的出土实在是令人惊诧。因为在此之前，青铜板甲是爱琴文明的标志。

周的诸侯分三种：

一是畿内诸侯，在职务上世代为王之卿、大夫，参与朝政。而封爵上一般为公、伯。周初宗室豪门往往以一子于畿内获封地，为王卿士，另一子出外镇守边疆。比方说周公之后，一方面世为周公，采于王畿，而周公的嫡长子子禽则封在鲁，为鲁侯。燕也是如此，王畿内世有召公，但是外面封有燕侯。

二是畿外诸侯，主要是侯、伯两种。大多是周公东征之后分封的。任务就是守护边疆。侯有候望之意，所以西周时期东方诸侯多称侯（燕侯、鲁侯、齐侯、晋侯），替周天子守望东土；而西土诸侯多称伯，伯的本意是宗子，如文王嫡长子曰“伯邑考”；周公嫡长子曰：“伯禽”。是拥有封地的宗室贵族。所以与侯不同的是，伯一般都居住在距离王畿不远之处，作为畿外诸侯，无论是侯或是伯，基本上都住在城堡之中。李峰用金文材料对传世文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如畿内的领主多称伯，畿外的领主多称侯，尤其是同姓封国名多加“邑”字旁，比如随、邹、郑等，表明都修有军事要塞（堡垒），而畿内封国名则多无邑字旁，如毛、毕、召。表明有朝廷的王师保护所以无需修建城堡。

此外三代之际“伯”字也通“霸”，其意最初之意是统领百名勇士的武将，之后被当做一方诸侯之长的尊称，比如燕为侯爵，但又因为是北境诸侯之长，所以又称为燕伯。

也就是说侯就是边境的统帅或殖民地的总督；而伯的情况稍微复杂，既是西土的封君的头衔；也是大家族的嫡长子的称呼；也是一方强大诸侯在修辞性的称呼。仍旧和欧洲封建时代做个比较，在德意志除了神圣罗马帝国朝廷册封的帝国伯爵之外，还有一些伯爵（Graf）有前缀，比如Landgraf（方伯），Markgraf（藩伯），Pfalzgraf（宫伯）等。这三个头衔虽然名义上是Graf（伯爵），但皇帝往往会承认他们的地位高于一般的伯爵。然而，并不是说带前缀的伯爵全都高于普通伯爵。一般来讲，只有方伯、边伯和部分宫伯因为历史的原因享有一定程度的主权，地位高于普通伯爵，但（名义上）低于侯爵（Fürst）和公爵（Herzog）。

三是臣服的外族势力。 ​比如之前商的盟国。举个例子，“子”本是商朝国姓，在周朝成为对蛮夷邦国首领的尊称，比如吴、楚、莒、潞等国。这里要注意一下的是周朝封建制度在理论和实际上都一直有着“夏君夷民”的情况，所以蛮夷戎狄皆有姬姓、姜姓之国，也就是说是否为子爵之国主要是看这国中的百姓、野人究竟是以“夏”为主体还是以“夷”为主体，而与领主的出身无关。

至于“男”本是商朝的男服，负责对商朝宫廷的劳役。在周公东征之后成为了许国，但许国在实力上等同于大夫，但又不是任何一个诸侯的陪臣。这种类似于附庸小邦往往是上古时代的遗存。

西周时期由玛瑙、白玉组成的项圈。

再说一下公的爵位。

公是尊称，非至贵者不能加也。诚如《公羊》所言：

“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

当宗周之世以镐、洛之间为王畿，畿内多以封同姓亲贵，这些人同时也仕王为卿士，故乃可称公——比方说周公、召公、毕公、虢公、虞公。

还有就是以继前朝王者之后也拥有“公”的头衔，最有名的是殷裔宋公，此外还有夏裔杞公，但出土于南蛮之地的史密簋中却轻蔑的称杞国为“杞夷”。

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武王之世并没有大封诸侯，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因为那时候周的统治还相当不稳固，直接控制地域也相当的小。大封诸侯则要等到周公东征，彻底灭商，也就是成王之世才大封诸侯。那就是为了镇定偏远地区，比如今天的山东省、河北北部。此后昭王南征，封汉阳诸姬，数量也不少，但后来皆为楚人所灭。甚至进入战国以后，周天子还有几次重要的分封，一是分三晋，二是承认田氏代齐，三是周考王把兄弟揭封在王城河南，以继周公。 ​

最后说一下周时诸侯僭号称王的问题。

周时僭号称王者皆为与周人异姓之国，并非周室封建之诸侯，而且多为蛮夷戎狄。这些僭号称王的诸侯基本都是伯爵之国。其上代是戎狄之王，本身则由于势力弱小归附于周，遂不称王而称伯。以往着録的西周铜器铭文，除周天子称王外，亦见有“夨王”、“卲王”、“吕王”等称，又録伯、乖伯所作器铭亦自称其皇考为王。王国维作《古诸侯称王说》，认为这是由于古时天泽之分未严，故诸侯亦可称王。其实考察后世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朝鲜王朝于大明朝素来忠顺，但是却也在宗庙中僭越只有故去的天子才能使用的庙号。而越南更是对外自称国王，但对内称帝。

不过据夨王簋铭文所云“夨王作奠(郑)姜尊簋”，根据周朝女子称谓的规律，郑姜与蔡姞、虢姜、晋姜一样，为姜姓之女而嫁于郑者。而郑姜大约是夨国的宗女，夨王簋应为夨王所作以媵郑姜。故夨国为姜姓当无问题。夨出于羌，与周不同姓，称王是姜姓旧俗，由承袭而来，既非僭王号，也并非由于天子之赐命。

西周玉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