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八年（1529），京城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京城平民张福的母亲被杀害，起初嫌疑人被锁定为邻居张柱。而经过法司的再三审理，受害人儿子张福竟然也有很大嫌疑。
这看似只是平民之间的一桩命案，照理说按流程处理即可。谁料，几经复审，案件的判决被一次又一次地推翻，甚至惊动了嘉靖皇帝，最终导致多名朝廷官员被牵连入狱……
凶手到底是张福还是张柱
在嘉靖八年的某一天，京城平民张福报案，声称邻里张柱杀害了自己的母亲。或许是认为张福作为死者的儿子，没必要在牵涉到生母性命的事情上撒谎，东厂锦衣卫很快就采纳了张福的说法，对涉案人员进行了简单的盘问，之后把案件移交给了刑部。
刑部接手这个案子后，起初也沿用着东厂的结论，判张柱有罪，并将对张柱执行死刑。但张柱坚决不服，而张福的亲姐姐和左右邻居都为张柱伸冤，众口一词地声讨张福大逆不道。张福的姐姐还声泪俱下地哭诉，坚称是张福本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刑部郎中魏应召又主持调查复核，认为可信，因此改判张福有罪。
然而，东厂把这次改判上奏给了嘉靖帝，并认为法司随意更改审判结果，“妄出入人罪”。嘉靖帝一怒之下，命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锦衣卫将魏应召抓捕审问，并将其关进监狱。当时，右都御史熊浃（jiā）上奏为魏应召和张柱说情，结果惹得嘉靖帝越发生气，直接将熊浃免职处理。随后给事中陆粲、刘希简再次为张柱、魏应召、熊浃说情，同样被送进了监狱。与此同时，嘉靖帝又让锦衣卫继续对张柱严刑拷打，但张柱始终没有认罪，锦衣卫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坐实他罪名的证据。
然而，自始至终，嘉靖帝都坚决认为张柱才是杀人凶手，而张福无罪，谓“世间无弑母之人也”。据《明世宗实录》的记载，当年会审重囚时，嘉靖帝还金口玉言地“一定要张柱死”：
内民张柱坐殴张福母死，主事石英中坐杀仆，法司谳疑，特诏决之。
——《明世宗实录·嘉靖八年十月》
皇帝的态度如此坚决，底下的官员也没有办法。最终，刑部侍郎许赞等人维持了最初的判决：张柱被杀，为其伸冤的邻居均被充军戍边，张福的姐姐被杖责一百。
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当时的人都为张柱和受牵连的官员喊冤。
结合现有的史料来看，这实际上是一起牵涉到很多人的冤案。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杀人凶手是张福，而非张柱。
首先，张福与张柱之间本来就有嫌隙，张福的“甩锅”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张柱有不止一个证人——不仅邻里亲族都众口一词地为张柱辩白、指认张福的罪行，甚至连张福的亲姐姐都站出来状诉自己弟弟的恶行。史书中称：
然近日法司会审，自张福之亲族邻里，众口一词，证其逆状，而其姊之痛愤，又发于至情，不容伪为者。
——《陆子余集·乞霁天威以明大狱疏》
来自血亲的这种痛心疾首与愤恨，难以作伪，因此也成为魏应召、熊浃等人改判的核心影响因素。
厂部争狱？
然而在这次改判中，厂卫与刑部分别站到了天平的两端、选择了不同的砝码。“凶手到底是张福还是张柱”这个命题，似乎不知不觉转换成了“厂卫与刑部之争”。根据明代的法律规定：
凡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
——《大明会典》
根据东厂锦衣卫的盘问结果，起初张柱被判为“斗殴杀人”而非“故意杀人”。而陆子余据此分析：
今张福之母之死，自东厂锦衣卫问，则罪在张柱，在张柱为斗殴杀人，刑止于绞。自法司问，则罪在张福，在张福为子杀母，刑至凌迟处死。夫子杀母，大恶也，凌迟处死，极刑也，非可以轻加诸人者，陛下疑而慎之，是也。
——《陆子余集·乞霁天威以明大狱疏》
古代刑罚一般分为五种：笞、杖、徒、流、死。其中，常规的死刑分为绞刑和斩刑。在此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
张柱杀人，处以绞刑，表明这还算是相对常规的斗殴杀人事件；而张福杀母，须处以“千刀万剐”的极刑，因为这触犯了三纲五常、天地人伦，有违孝道。从人情上来讲，性质严重了不止一点儿。
也正是出于伦理上的考虑，从法司会审到官员判决，整个过程都可以说是非常审慎的。以魏应召为首的刑部官员深知“子杀母”这个罪名的严重性，并没有轻易定罪，而是听取了初审官员的分析判断，并再次核查了张福、张柱、张福姐姐、邻居证人等多方面的证词，之后再重新举行会审，这才推翻了一审的判决，改判张福为杀人凶手。也难怪时人评论说，这番审判“其慎之亦至矣”。
相比之下，最为不谨慎的就是嘉靖帝了。他既没有命人再次单独审问证人，也没有符合查验证据链，而是仅仅从“世间无弑母之人”这种主观的推测出发，听信了东厂的“小报告”，就将刑部、都察院等一众官员打入大牢。
如此看来，似乎确实是东厂在包庇张福，而皇帝又“曲狥（qū xùn，形容某种行为或态度的不直、不公正或者有所偏颇）东厂”；再从判决结果来看，在这场“厂部之争”中，东厂似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再一次彰显了自己的话语权。
那么，真的没人可以限制东厂和锦衣卫吗？
实际上，锦衣卫并不能那么无法无天，都察院的官员还是可以弹劾锦衣卫的：
故事：凡奉命提罪人还京者，皆礼科引奏，如有逃死，即奏闻并请罪提者。时彝、敏徃江西松江提囚，受重囚贿，纵之逃。既至京，惧罪，私嘱云、俊勿奏，而自奏囚逃，为侍班御史所劾。上亦知其诳，下法司鞫治之，得其实以闻。上曰：彝、敏卖囚，复面谩，悉弃市，给事中受私嘱不举，发交址充吏终身。
——《明宣宗实录·宣德元年十一月丙申条》
宣德元年（1426），锦衣卫百户刘彝、吴敏奉命到江西提取囚犯回京，途中受到贿赂，偷偷放走了犯人，抵京之后还嘱托礼科给事中章云、马俊不要上奏。这一事件就被侍班御史所弹劾。在皇帝的授意下，两名锦衣卫百户之后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由此可见，锦衣卫的权力并非漫无边际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无法无天”，很大程度是在执行皇帝意志。那么同理，在张福案中，表面状似“厂卫的胜利”，更深层次的背后，其实呈现出了皇权压倒性的力量。
从“大礼议”到打击外戚
含冤而死的张柱，其实有更复杂的背景——一说张柱是前朝武宗皇后夏氏母家的家仆，一说是武宗皇后之父、庆阳伯的外甥。无论如何，史书中，张柱其人与外戚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为他未能留下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最终他的堂弟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明世宗朱厚熜。
然而，就皇室血缘而言，嘉靖帝其实是“小宗”，并非朱家的“嫡长子”血脉。嘉靖帝以地方藩王的身份登上皇位，以小宗入大宗，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政治问题。
古代的天子，其实具备着双重身份，凝聚天赐权力与血缘权力于一身。嘉靖帝继位，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嘉靖帝继承的到底是血缘之“嗣”还是天理上的“统”？嘉靖帝是否需要改认自己的父母？如此等等的问题，在当时的儒生看来都至关重大。
为了扶持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了塑造自己在血缘上的正统性，嘉靖帝登基后主导了轰轰烈烈的“大礼议”事件，经过和群臣的多次争论，最终力排众议，为自己的生父上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
在尊崇生父母的同时，他自然也有意无意地在打压前朝的势力——其中也包括了夏家。夏家是正德皇帝（嘉靖帝的堂兄）的皇后、孝静毅皇后夏氏的母家，在正德年间可以说是风光一时的外戚，其时夏皇后的父亲被封为庆阳伯。从当时官员的奏折可以看出，正德末最为“横行霸道”的外戚，毋出于张、邵、夏、蒋四家。这些外戚动辄强占平民的房屋土地、抢夺他人财物畜产，而法司往往难以惩罚他们。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张廷玉认为，嘉靖帝之所以坚称张柱有罪，是因为“当是时，帝方深疾孝、武两后家，柱实武宗后家夏氏仆，故帝必欲杀之”。在明代其他人的笔下，张柱的形象是骄横野蛮的：“庆阳伯有甥张柱，骄横殴人母死。”
可以认为，张柱和外戚夏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嘉靖帝铁定了心，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压前朝外戚，巩固自己的权威。从发动“大礼议”、纵容东厂锦衣卫到处死张柱这个升斗小民，嘉靖帝的核心需求都是在强调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为此，嘉靖帝随心所欲干涉刑罚，造成的冤假错案远不止这一件。而底层那些升斗小民的命运，在封建时代下，或许只是权力翻云覆雨之间扬起的微小尘埃。如果张福一案没有牵涉到朝中那么多重要官员、没有牵涉到皇帝与群臣的矛盾，甚至可能不会被记录下来。那句“人以为冤”，或许也只能轻轻地化作一声叹息。
参考资料：
《明世宗实录》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明) 谈迁《国榷》
(明)朱国桢《皇明大事记》
(明)查继佐《罪惟录》
(明)陆粲《陆子余集》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
(清) 夏燮《明通鉴》
(清)张廷玉《明史》
(清)沈佳《明儒言行录》
高寿仙:《冤案背后:嘉靖年间北京一桩杀母案的审理》
张金奎：《锦衣卫司法职能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