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古文化都随着历史的风沙而解体了，它们所曾经笼罩过的疆土，都再不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曾经的文明已被历史封尘。唯有中华文明诞生的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还活在历史中，我们与历史纠缠在一起，承传在一起，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脉搏和血液。这数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历史，无论是殷周古风、战国盛学、秦汉典章、六朝文采、唐宋风物，下至元明清的政令规制，每一个朝代的盛衰兴替，每一个历史人物的风采面貌，每一个学派的道德文章，对我们都似乎是昨天的一样，我们从不因为湮远年代而有陌生之感。（胡菊人著《李约瑟与中国科学》[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8年）可是，对这些精神文明成就赖以生成的物质文明基础，我们却因找不到系统精详之著述而知之甚少。

一百年前的1920年代，大洋彼岸哈佛大学怀德海教授（1861-1947），对中国古代艺术、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的贡献作了以下评价：“我们知道中国的艺术、文学、人生哲学越多一点，我们越敬仰中国古代文化水准之高。数千年以来，中国不绝地有聪明渊博的学者毕生在搞学问。假若我们把历史时代所有人物的贡献积累起来算一笔总账，则中国的文化要算世界上最宏大的。我们绝不怀疑中国人所具有的探索自然科学的才能，但是他们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

三十年后的1954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教授（1890-1974），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署名文章，列举当年刚问世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讲到从汉到明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的铸铁、钻深井等二十几种技术传到欧洲的史实，向怀德海教授的上述观点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之问：“我国古代物质资料的生产既能引起艺术、文学到达一定的水准，那么为什么单对自然科学没有影响呢？”

竺可桢教授在文章中呼吁，“我国古代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异常丰富，我们再不能置之不理，任其埋没于故纸堆中了。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的文化史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尚是一片荒芜的原野，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未来的责任”。（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载195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斗转星移，当我们按照西方标准高举“现代”与“科学”大旗，在离祖先创造的文明渐行渐远的十字路口寻找路标之时，一些西方学者却发现，“被西方科学史限定在18世纪以后欧洲‘科学革命’的‘科学’和‘技术’的真面目，是嵌入在文化和历史当中的、关于自然与事物的知识生成。”他们是在中国古代的发明中，发现“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光亮的。（[德]薛凤著《开工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并且从这光亮中，看到了中华伦理学的如炬火焰，看到被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终极原因”的科学的可怕前景。”（李约瑟：1985年10月，《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美]罗伯特·坦普尔著）英文版序言）

温故知新，守正创新，必须是先知“故”才能名“正”，进而“知新”、进而“创新”。当我们去搜寻祖先创造的 “故”和“正”时才发现，在中华民族“工开万物”长路上散落的“天工”俯拾皆是，有的已经被后世遗忘了。而这些“嵌入在文化和历史当中的、关于自然与事物的知识生成”，正是我们的先民创造出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第一生产力。幸好，李约瑟博士划时代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拾回了遗失的历史碎片。虽然，他是按照“现代科学”分类法进行梳理的。

竺可桢教授在向怀德海教授提出反问时所列举李约瑟著作里的“钻深井”技术，早在1917年竺教授就在《科学》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四川自流井盐矿》一文里作了说明：“掘盐之法，蜀人已发明于千余年前，故今日掘盐之法，犹是千余年前之法也”。（竺可桢《四川自流井盐矿》刊于1917年《科学》第4卷）关于开凿盐井的详情，竺教授推荐了刊登在美国《星期科学报》[增刊]1916年十一月十八号上的《自流井的盐井》一文，作者叫理查德（H.K.Richardson）。这是一篇实地考察自流井盐场从钻井、汲卤、输卤、煎盐、储运全过程的科普作品。作者称自流井的井盐，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古老工业，所有用于钻井的设备和盐的生产都是原始的，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并且认为，自流井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它是没有城墙的工商业重镇，虽然其政治地位不高。

发表于1916年美国科普杂志上的理查德《自流井的盐井》一文，连同其15幅从“专业”角度拍摄的盐场经典照片，很可能是西方从科学技术方面系统介绍中国井盐生产工艺的第一篇。

四川自流井，现在的自贡市，曾经中国古代井盐生产技术集大成之地，一个历史文化正在被历史风沙消融的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盐都”是它的名片。

教民稼穑，肇于神农，神农时代，宿沙初作煮海为盐，“盐”与“粮”在华夏大地同时发现，以农立国，必赖食盐以固本。盐之造福人群，至高至大。“（李）冰察地脉，知有咸泉，因于广都等县穿凿盐井，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晋·常璩《华阳国志》）为宿沙煮海之后，中国盐业的又一神奇之伟大成就，其价值殊不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之下。

遵循着凿井取卤的技术路线，数十丈深的盐井出现在11世纪前半叶的巴蜀大地，“自庆历、皇佑（公元1041-1053年）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如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宋]苏轼：《东坡志林》卷四）世界级大文豪苏轼这一段具有“工科”风格的技术性文字， 与卓筒井的发明一起，在中华文明史上被赋予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划时代意义。与苏轼同朝的北宋学者文同和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川南犍为、荣州做官时对当地卓筒井的记录和描写，证实了卓筒井发祥于川南犍乐、富荣井盐区域。

到了18世纪（清乾嘉时期），在卓筒井基础上革新凿井、造井和汲卤技术，并创造管道系统，利用天然气为燃料，四川井盐业达到了手工业生产所可能有的技术高度；19世纪上半叶（清道光年间）的富荣盐场，已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最完备的工场手工业。（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在这个时期（1828年），四川的盐井深井钻凿技术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石油工业的兴起。（[美]罗伯特·坦普尔著《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年）

四川古称盐国，清代官方在册的盐场有26场，遍布巴山蜀水。川渝工业文明，与盐共始。凿井汲卤的井盐工业中国独有，自贡盐场的一整套中国特色手工业生产工艺已登峰造极，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传承了两千年且脉络清晰、有史有实的存在。

几十年来，在盐都这片土地上，由于对文化传承的民族意义无知、无担当，昔日宏大震撼气象的盐场载体已不复存在，现存分散的十几个标本式的井灶，已不足以讲述昔日辉煌。有鉴于此，写了“推开中华文明的一扇窗”系列，试对这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精华做一次挖掘，以温故而知新。

作者：陈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