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场的捐赠人是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队成员丁照芳。这位体坛前辈出生于安徽，说到她与上海的渊源，则是缘于她的先生、已故的沪上足坛名帅王后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国家队双双退役后，丁照芳与王后军结婚并来到上海。之后，这对体坛伉俪在教练员的岗位上各自续写着与体操、与足球的故事。

此番，丁照芳女士将不少家中的多年所藏都捐了出来。其中，既有她在第七届亚运会上赢得的那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奖牌，也有王后军在1980年被任命为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足球班副班主任的任命书。

以下内容为捐赠人丁照芳口述

经编辑整理有删节

运动员生涯尾声

赶上中国亚运首秀

1974年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奖牌

对我和我先生王后军来说，在1974年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上，有着我们一段很特殊的参赛经历。这届亚运会既是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的第一届亚运会，也是我和我先生运动员生涯共同的尾章。

因为拥有特殊意义，所以在整理要捐给上海体育博物馆的物品时，我特意把自己在这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女子体操团体冠军奖牌和纪念章也放了进去。

1974年，我28岁，王后军31岁，都已处于运动员生涯的尾声了。就那个年代来说，运动员在退役前结婚的情况很少，所以我们在随代表团出国参赛前便讲好了，在赛场上要尽力别留遗憾，然后高高兴兴地回来成婚。

在第七届亚运会举办前一年，中国刚刚恢复了在亚洲运动联合会的席位，紧接着便于1974年迎来亚运首秀。我所参加的体操项目，它是第七届亚运会上的新增比赛项目。

在转项到体操前，我拥有多年练习单人技巧的基础，最拿手的是各类翻腾、跳跃的动作，所以大家送了我一个“跟头大王”的外号。女子体操团体比赛中，考验的是队伍的综合实力，需要队友之间能扬长避短、有效互补。结果，经由全队上下的齐心协力，我们赢得了这届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的第一名。

贤伉俪因体育结缘

曾“安家”于体育大厦

体育大厦

我出生于安徽，与王后军相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国家队训练基地，是在1966年或1967年经运动队里的熟人介绍后认识的。等参加完第七届亚运会后，我们成婚了。王后军是上海运动员，退役后很自然地回上海发展，我也就跟着把工作关系调动到了这里。

上海体育博物馆开馆后，我还没去参观过，但对体育博物馆所在的这栋历史老建筑体育大厦，我却有特殊感情。当年婚后随我先生来沪，我们的第一个落脚处就是体育大厦内的客房（当时此处提供住宿接待），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搬出去安顿，有了自己真正的家。

除了在岁月中佚失的部分外，家里与体育相关的老物品，我大多都捐出去了。无论是奖牌、奖章还是任命书等，它们所记录的既是一位体育人的经历，也是一段过往岁月的见证。想让它们成为文化和精神传承的载体，个人所能做的必然有限，体育博物馆才是它们更好的归宿。

故人离去已十载

最后时刻仍深爱足球

1980年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足球班副班主任”任命书（王后军）

在此番捐出的物品中，有些是我先生王后军的遗物，其中就包括他在1980年被任命为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足球班副班主任的那份任命书。

王后军一生最热爱的、到最后时刻仍没有放下的，就是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足球。无论是他在家养病的阶段，还是住院的最后时光，单位领导、同事亲友和弟子们来探望他，别人关心的是他的病情，他跟别人谈得最多的却还是足球，还是“中国足球如何才能更好发展”这样的话题。

时光匆匆，今年已是王后军离开后的第十年。也许是因为数十年的夫妻相处，他对足球那份特别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钻研的模样，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体育中有赛场上的一部分，也有赛场外的一部分。这些年里，我先生的老同事徐根宝指导，他的徒弟刘军指导，他们一直还在关心着、帮助着我们这个家庭。在此，我特别想道一声“感谢”。同时我也希望，尽管王后军已离去多年，但通过上海体育博物馆，通过那些展品，可以有更多人喜欢上足球运动和它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