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窦锋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孙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期

引  言

早在1887年，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community）这一概念，认为共同体是“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它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这种“默认的一致”（consensus）使得个体之间能够在互相支持和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和目标。学者古德理解的“职业共同体”是指每个已确立的职业都具有其特征，这也是每个有志于从事该职业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每个职业都可以被看作一个没有实体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成员频繁迁入迁出，很少通过血缘或与奠基者的联系来建立联系。近年来，上述理解扩展到了媒体行业中，关于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探讨在新闻传播领域持续升温，也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功能及意义展开探讨。综合来看，学者们近乎在同一语义上使用“媒体职业共同体”“新闻职业共同体”或“新闻传播共同体”这几个概念，具体是指媒体职业内部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存在于理念当中的一种默认意志，这种意志或“想象的共同体”促使媒体职业内部成员形成完整的信念体系，从而建立起共同的职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推动内部成员形成共同的认知，并逐步取得一致的意见。这种一致性不仅体现在表面的共识，也涵盖了对一系列核心原则、标准和方法的共同认可，更能唤起媒体行业的职业认同以及精神共鸣、提升整体专业理念与职业道德素养、推动伦理形成与行业自律、鼓励行业互助和言论自由。

职业共同体的塑造非常重要，但要形成这样的共同体“难上加难”，其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革，有学者撰文认为“当下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媒体职业共同体”，传媒行业仍然处于一种成员之间分离并各自运作的状态。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又应当如何破解？笔者基于多年来对我国新闻业的观察、实地调研和访谈，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构成中国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四个圈层

从最广义上来讲，媒体职业共同体由媒体从业者、新闻管理部门以及新闻行业协会、新闻教育工作者等职业人群所组成，这些群体所处的行业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围绕着媒体或者新闻业展开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共同体圈层。如果缩小范围，把相对独立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区隔在外，媒体从业者、新闻管理部门以及新闻行业协会构成了比较紧密的媒体职业共同体，这是第二个圈层。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只把媒体从业者列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要注意的是，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从业者或者信息内容从业者的构成非常复杂，其中包括专业新闻工作者，也就是那些在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专业新闻机构工作的人，还包括各类“自媒体”工作者以及在平台型媒体里工作的人。但是，前后两类人群的行动逻辑不太一致。腾讯、今日头条等平台型媒体虽然具有强烈的媒体属性，但是其基本上都以科技公司为自我定位，如若排除平台型媒体工作者和“自媒体”人，剩下的就是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核心圈层，即在专业新闻机构里工作的“专业新闻人”，这是最后一个圈层。以上四个圈层主要是按照构成媒体职业共同体的不同人群与新闻或媒体的紧密度划分的。要形成一个共同体，就要让这四个圈层的人群发挥出合力，这显然是不容易的，圈层越多，形成合力的难度越大。

（一）新闻教育工作者（新闻学界）

新闻教育工作者主要通过对学生的系统教育和培训，为新闻媒体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掌握专业新闻知识和新技术技能的人才，以及负责进行媒体理论和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新闻教育工作者专注于研究传媒现象、创新传播理论、指导媒体实践，同时进行媒体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传媒政策研究、媒体职业道德和伦理研究等工作。这些研究旨在为媒体业界提供专业的学术见解、理论支持以及进步的思路和方向。2023年是人工智能的突破年，这一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性内容生产开辟了更多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内容，应用于新闻的信息采集、写作、编辑、发布的产制流程中。学界围绕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情感分析、图像和视频处理以及主题建模和趋势预测等多个方面展开广泛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数字产业格局中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和变革。

（二）新闻行业协会与管理部门

在我国，新闻行业协会主要指的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致力于团结和服务新闻工作者，推动新闻行业自律与发展，维护新闻工作者权益，提升业务素质，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新闻管理部门是指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其中涵盖新闻报道的原则和伦理、新闻工作流程、新闻编辑标准，以确保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遵守规范，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为了应对“自媒体”带来的各种乱象，2023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从13个方面加强“自媒体”的管理，从而净化网络空间。该通知进一步强调了网站平台应承担的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并要求健全常态化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推动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的形成。管理部门还设立资格认证考试或其他评估机制，对新闻从业者进行评估和认证，代表业界利益参与制定政策法规，与其他相关行业和政府、社会组织等进行协调、沟通与合作，保障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专业新闻人

本文讨论的专业新闻人专指在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专业新闻机构中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该人群的职能在于实践和执行，新闻从业者收集、整理和传播新闻信息，通过采访、观察、调查等手段获取信息，进行写作和编辑工作，将信息发布到各种媒体平台，对重要事件进行评论和解读，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客观、深入、全面的新闻信息，引导公众了解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并遵守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2023年是媒体融合的第十年，新闻业界在媒体融合的推动下，正朝着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全媒体传播的新格局。专业新闻人积极应对行业变革，加速自身转型与升级，不断探索新型新闻生产模式，深入挖掘全媒体传播的潜力，致力于提供更高效、更精准的新闻信息服务。

（四）“泛新闻人”

所谓“泛新闻人”就是上文所指的各种“自媒体”人以及在腾讯、今日头条等平台型媒体里工作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社会化内容生产。这些新型的媒体不再仅仅是生产和传播内容的机构，而是成为集信息传播、政务服务、商业运作为一体的综合性组织机构，它们做的不一定是“新闻”，更多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内容”，许多机构就属于“内容创业公司”。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发布的《2023数字新闻报告》中显示出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流量发生变化，传统媒体平台吸引力下降，以视觉元素为主的平台重要性上升，源于年轻一代更喜欢参与性强、个性化的内容。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媒体行业的格局，也推动了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使得以用户为中心、注重互动和体验内容的“泛新闻人”逐渐成为主流。

美国媒体职业共同体也存在不同圈层。学者刘海龙认为，美国的新闻学理论主要来自三类群体：第一类是新闻工作者，在各大媒体里工作，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其上升为新闻学理论；第二类是新闻教育者，在新闻学院进行教学，将新闻实践提炼为实践型新闻理论以培养实用性人才；第三类是新闻研究者，进行纯理论研究，更接近传播学的研究路数。在这种体系下，三者一起为新闻学理论做出贡献，构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也存在着裂痕，美国新闻与传播学者芭比·泽利泽对此的概括是“新闻工作者说新闻研究者和新闻教育者无权把他们的脏衣服晾出来给人参观；新闻研究者说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不够理论化；新闻教育者说新闻工作者把头埋在沙子里，新闻研究者把头伸进云里”。因此，三类人群虽然有着相同的研究和处理对象，却各执一词，在各自专业地盘中难有“同情之理解”。事实上，我国媒体行业在新闻研究者和教育者上无明显划分，主要是因为在学界及业界之间存在着职业内分野造成媒体职业共同体凝聚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圈层内部与圈层之间皆难以形成合力

宏观而言，当下的整个社会处于加速流动之中，各行各业的职业共同体认同都存在建构难题。齐格蒙特·鲍曼在其专著《流动的现代性》中阐述了对社会“液态化”态势的解读，认为现代社会具有流动、不稳定和多变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媒体职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媒体职业的流动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关系短暂、脆弱，并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具体到新闻业而言，随着新闻媒体数字化发展的加快，媒体从业人数骤然增多，但基本上在各说各话，难以形成良性的对话机制。此外，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发展，对新闻传播生态造成新的巨大冲击。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韦氏词典将英文单词“authentic”（真实的、正宗的）定为年度词汇，和2016年牛津词典把当年的年度热词定为“后真相”（Post-truth）相比，“authentic”反映的是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进一步加速发展的现实。人工智能加快了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速度，与此同时，大量虚假信息也得以生成和扩散，不仅是文字信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照片和视频也已司空见惯。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差异非常大，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塑造增加了一个新变量。

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塑造目前仍存在着诸多障碍。新闻学界自身的圈子难以形成强关联的共同体，新闻业界职业圈也未能形成比较牢固的职业共同体，并且媒体各主体间时常存在矛盾和隔阂，尤其是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冲突常常成为社会话题。因此，构建一个能够密切联系的媒体职业共同体更加困难。

（一）新闻从业者构成复杂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对业界内部来说，传统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一度是新闻采写、编辑、发布的权威和守护者，如今他们的角色正在逐渐被“自媒体”和平台型媒体的工作者等“泛新闻人”所改变。这种转变不仅让新闻从业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也使得新闻从业者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

据《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2年）》统计，2020年，我国其中报纸从业人员有17.1万，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有101.1万；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拥有有效记者资格证的有19.4万人，而全职从事“自媒体”的人数有370万人，兼职人数有600多万人，“自媒体”从业人员总数高达970万。“自媒体”从业者足足是有资质记者人数的50倍之多，并且差距在逐年增大。这凸显出当前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显著问题：行业门槛的降低和信息的过度泛滥。平台型媒体的兴起使得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无需经过传统的新闻专业培训和资质认证。

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些“泛新闻人”缺乏必要的新闻敏感度和职业道德，存在追捧“流量变现”与“利益至上”等现象，利用轰动效应、煽动情绪以吸引受众和广告商的眼球，忽视了新闻工作者应当秉持的客观、真实报道新闻的专业精神，损害了新闻行业的公信力。此外，这一庞大的“自媒体”从业者背后，也透露出目前行业管理部门的行业规范和监管力度不足导致从业人员的“泛滥”。“自媒体”和平台型媒体工作者的涌现，使得各类角色交织在一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同的背景和知识结构，对新闻的解读和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使新闻从业者群体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非一个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二）新闻学界的教学和科研面临双重挑战

新闻学界内部尽管如今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已经相当丰富，甚至不乏新颖的理论观点，但与其他学科如医学、法学相比，新闻传播学目前所储备的不少知识仅是短暂的、表面的，其理论硬度还不够，造成没有足够的“知识定力”和“专业自信”。同时，由于进入知识生产领域的主体众多，知识背景和生产方式各异，新闻学常被人们认为是“万金油”专业。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呈现出多元化、零散化的特点，还未形成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的知识体系。

新闻学界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条路径：一种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的研究方式做深层次的研究，此种路径可以称之为“理论路径”；另一种路径是在新闻专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可以说是“实战派”路径。新闻传播学在学术上肩负着学科知识创新、理论研究与职业教育双重使命，但是要维持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相对平衡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在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中存在着“两张皮”现象，要形成职业共同体更加困难。在目前学术评价在高校教学科研评估中占有比重越来越大，很多高校老师更倾向于以学术指标为主，专心致志搞科研、发文章等，因此忽视学生的实践教学任务。而且由于技术快速发展，新闻教育工作者难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来适应行业的变化，除了传统的新闻写作和编辑技能外，对多媒体制作、数据分析和社交媒体管理等技能普遍存在短板，这也使得新闻学界内部共同体的发展成为新的挑战。

（三）新闻学界与业界缺乏良性互动

一方面，新闻学界偏于理论，业界偏于实践。学界致力于揭示新闻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意义，探索和构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专著等形式呈现。业界则更注重实践操作和行业运作，以职业观念为导向，遵循行业规范，致力于生产出高质量的新闻作品。业界通过实践中的摸索和积累，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和职业观念。在两种路径相差较大的情况下，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频出，业界缺乏对新闻传播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学界对业界的批评常常被视为空谈理论。

另一方面，学界生产知识，业界生产内容。学界所生产的知识一旦被确认其科学性，便具有了稳定性。这意味着，一旦某一知识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它就不会轻易改变。相反，业界生产的内容在现实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是快速变化和发展的，由于受技术、市场、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具有非常强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学界的研究往往关注宏观和长远问题，业界的研究则更加关注微观和现实问题，两者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学界与业界的沟通交流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走出去”，一种是“请进来”。“走出去”是指新闻学界的新闻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主动走出学术领域，与业界进行交流和合作，如进入媒体调研和走访；“请进来”是请一些有经验的传媒人士来高校做讲座、培训或在高校任教，这两种方式使学界和业界之间能够进行人才双向交流互动。就目前来看，虽然学界、业界的交流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深度和广度来看，这种沟通仍然存在较大的不足。双方合作的前提是要有共同目的来达成深入合作，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并进入各自的工作考评体系，因此内在联系并不紧密。

构建共赢共享的媒体职业共同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媒体行业的日益繁荣，媒体面临着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的挑战。职业共同体不仅应成为精神和意志上的支撑，还需成为助推媒体行业发展的引擎。当前的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正陷入一系列困境，这使得我们迫切需要寻找解决之道。

（一）增强共同体成员对职业的认同感

职业共同体意识是媒体行业的重要支撑，它不仅是构建共赢共享的媒体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更是推动整个行业向前发展的关键。就新闻业界而言，无论是专业新闻人还是“泛新闻人”都可以进一步增强对职业的认同感。一方面，加强媒体从业者之间的凝聚力，是提升职业共同体意识的首要任务。可以通过举办具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组织分享行业案例等方式，使从业者更加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和行业使命，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对媒体行业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要弘扬媒体行业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共享的伦理规范和共通的价值观念，来强化真实、公正、客观的职业精神。这不仅可以提升媒体行业的社会形象，更能在行业内部形成价值趋同和精神共鸣，促进媒体工作者深入地理解和认同自己行业的使命和责任，加强对新闻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和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人群之间会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进而形成一个更加团结和有力的职业共同体。

在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传媒环境下，新闻工作肩负着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公平与正义的重任。为了实现这一重任，新闻工作者必须树立起共同的新闻理想，坚守自己的职业情怀。这是新闻事业的生存之本，也是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媒体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拓宽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合作渠道

通过推动跨界融合、建立多元化合作机制，拓展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合作网络，增进媒体职业共同体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及行业的协同发展。促进学界与业界共同开发各类媒介素养教育、学术研究、新闻实践等内容，进一步完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训方式，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科技前沿，为新闻学子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培养职业素养和批判思维，并为业界的实际工作注入更多的前瞻性的学术思想。近期，深圳报业集团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开展深度合作，加强和深化学界与业界的联络互动，促进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专家学者对在站博士后的针对性指导，助力博士后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提升。双方商定将联合主办全国性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后论坛”。论坛将建立双方合作的平台，让新闻传播行业的专业人士能够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分享实践经验。类似合作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学的整体水平，推动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2023年8月16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发布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3）》从政策、经济、技术和受众环境的宏观角度出发，全面分析了传媒产业的生态发展环境，还从营收规模和产业结构的视角，勾勒出媒介产业的新生态模式，国内多位业内专家及学者围绕以上议题展开研讨。蓝皮书的发布体现了新闻学界、业界及行会等多方合作的潜力。类似成功合作的案例常常在一流高校和大型媒体之间进行，还没有覆盖到更大的范围，仍需通过借鉴之前的成功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合作。

（三）加强新闻行业协会与管理部门的桥梁作用

当前，新闻学界与业界之间的沟通还不够深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动力和动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新闻行业协会与管理部门应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搭建桥梁，并且需要成员共同努力，打破藩篱，构建更紧密的交流互动关系。

记协可以通过增加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率，如行业研讨会、座谈会等，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双方的知识共享和资源整合。记协还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鼓励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相互融合。业界可以传授社会实践经验及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弥补学界实际教学中的不足，增强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管理部门则应积极倾听学界的关切与建议，同时传达业界的实践需求，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和准则，明确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职责和行为标准，强化行业的自律机制，加强对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推动政策与实践的良性互动。202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和《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旨在完善职业准入制度。这两部规章是建立新闻记者职业资格制度的重要举措，规章的发布对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新闻职业建设与发展、推进传媒领域制度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管理部门还需要调整学界、业界的评价机制，鼓励双方积极参与交流，并给予实质性的激励政策，如将参加座谈会等作为学术研究及绩效考核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成果，给予更多的学术认可和奖励，从而激励更多的学者积极参加与业界的沟通交流。

从当年的“后真相”到如今的“不真实”，反映了当今社会真实性和确定性的缺失，提醒世人虚假信息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更需要和新闻传播有关的各界人士携手共性，因为对抗虚假事物和信息不只是某个单一媒体的责任，所有共同体范围内的组织以及个体都要行动起来。最近，加拿大政府就与互联网巨头谷歌达成一项交易，谷歌每年支付1亿元加币给加拿大的新闻机构，作为使用加拿大媒体内容的补偿，既可以反哺媒体做出更好的内容，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虚假新闻的泛滥。日本报业协会也在积极限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媒体内容的无偿使用，力争在新闻生产和科技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些案例中，政府机构、科技巨头以及媒体机构都展现出了乐于合作的一面，也是一个共赢的举动。

结  语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言，“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挡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共同体的力量在于提供支持和庇护，使成员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行业中找到归属感。构建媒体职业共同体需要凝聚新闻学界、新闻行业与管理部门、专业新闻人及“泛新闻人”四个群体内部形成共识，还要在圈层与圈层之间打破界限，形成有效对话的合作机制，四圈联动，最后共同促成合力组成一个温暖的“家”。在未来，还需通过加强新闻行业协会与管理部门桥梁作用、增进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强化行业核心价值观、培养新闻工作者的理想与情怀等方式推进四圈联动进程，促进媒体事业的蓬勃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窦锋昌，孙萌.四圈联动：媒体职业共同体的困境与塑造[J].青年记者,2024(01):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