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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欺少年穷!是什么铺就菲律宾首富、中弘股份王永红逆袭之路?

日期: 来源:一波说收集编辑:菲律宾

商业世界里从来都不缺少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如今叱咤风云的资本大亨,可能曾经也是食难果腹、艰苦度日的“小人物”。翻开时间的记事簿,这些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往往更加能够引发我们心灵的震颤和共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无论是因为机遇还是能力,他们都用自己的致富经历,完成了人生最华丽的逆袭。

林世铿:苦力做出来的亿万富豪

香港慈云阁董事局永远主席林世铿(图中)

林世铿的大名,在家乡惠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富豪能名留桑梓、誉满乡邻,与财富多寡有关,但不是全部。

“潮汕富豪榜”上,益丰集团林世铿家族的财富为80亿元,与马化腾、姚振华、黄光裕相比,绝不是一个等量级。可一个人的身价与影响力,并不等同其创造并拥有的财富,更要看其“吐纳有道”善果有多大。另外,财富源于智慧的结晶与勤劳的耕耘,可在不同等的起跑线、不同等的环境下,每一位“竞跑者”收获财富的意义也不是等值的。

从潮汕体育馆、汕头达濠医院、揭阳红十字慈云医院,到饶平龙湾学校、潮阳铜盂学校、揭阳溪南学校,再到慈云大桥、慈云大道等一个个捐助项目,林世铿无疑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热心人士,可更激励家乡人的,恐怕还在他白手起家,一路坎坷、‎挫折和艰辛的玩命打拼历程。

广东惠来葵潭镇

林世铿,生于1931年,今年87岁,祖籍广东潮汕地区惠来县葵潭镇玄武村林厝巷儒林第,惠来率属揭阳,葵潭是揭阳的交通要冲,也是“水果之乡”,盛产荔枝。

一个“苦”字,写尽了林世铿的童年。林世铿的阿公林燕捷,是清末秀才,在家乡教书为生。父亲林四川,是个小商贩,开了一间杂货铺,可在林世铿的脑海里,父亲的印记是空白的,因为他出生才3个月,父亲就死于非命。30岁的母亲余奕妹年轻守寡,带着他二个哥哥、二个姐姐,加上他,靠开荒种地为生。当年村里不少人风言风语,说余奕妹迟早会改嫁 ;即便家境穷困潦倒,坚忍的母亲始终矢志不渝,铁心与家人在一起。由于家里穷,二哥自小就卖给人家。1943年,惠来大旱,大饥荒年间,二姐饿死了。

葵潭那一弯绵延迤逦的龙溪水,是从高山峻岭中流出来,过去山里多产竹,不少人早年靠编竹器为生,比如编簸箕、篮筐。幼小的林世铿,也跟着哥哥、姐姐学编织竹笠,还编得快赶上大人。

大哥比林世铿大10岁,到1945年已能养家糊口,家境稍有改善,14岁的林世铿,才被送进学堂识字。林世铿后来说,他“拜过孔子,但没进孔子的门”。原来,林世铿却无心向学,母亲苦劝无效后,到第二年就辍学,到西岭矿山洗锡尾,开始了做苦力的打工生涯。“锡尾”是土话,就是在选剩的残存锡土中,重新洗出锡来卖。为了多赚钱养家,他总是比别的矿工多洗出一点锡,苦干加巧干,也多点收入。当年,别人一天只能洗一斤锡石,可他居然可以洗五斤。原来,他从洗矿池、洗矿工具上多琢磨,效率比其他矿工高。

“世铿院”雕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林世铿被安排在惠来西岭矿业社工作。由于脑子活,肯干,据说,他还成了“土专家”,帮矿上工程师找到未发现的矿脉。1958年后“大炼钢铁”狂潮中,林世铿被晋升为葵潭兴农炼铁厂副厂长。为了搞生产,曾三班倒,连续二周没睡觉,最后累到住进医院。

“命运痛治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风云多变幻,童年命运多舛的林世铿,到青年时又厄运临头,在那种特定政治环境及复杂人际关系中,莫须有头上被扣上黑“帽子”,连连数月就是无休无止地批斗。痛苦不堪之际,偶尔与朋友聊天谈及香港,故而萌生逃离屈辱、苦痛,赴香港谋生的念头。

1959年,几经周折,林世铿在香港定居,时年28岁,开始赤手空拳打出人生新天地。当初,林世铿是先投奔香港九龙北部石硖尾一个葵潭老乡家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潮商开办的塑胶厂里打工。这家塑胶厂生产塑料花。从小吃苦耐劳的他,很快地掌握塑胶厂机械、压模等全套生产程序,深得老板赏识。从最初一天8块工钱攒起,加上省吃俭用,1960年,有了一点积蓄的林世铿,谢绝老板加薪挽留,买了一套二手压塑设备,开始了自主创业。

林世铿(左6)接待世铿院参访者

刚开始,与其说是厂,不如说是林世铿一人作坊,没钱雇帮工,白天交货,剩下时间就是自己干。在他创业那时,塑料花市场已经逆转,出现行业过剩,产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刚刚起步的林世铿,第一次创业失败,只好关掉机器,再次变为一个打工仔。

上世纪60年代,香港有两个行业崛起,一是制衣业,二是地产。林世铿又看上一个行业,香港人叫“水喉”。 顾名思义,“水喉”就是水龙头,即供水行业。港人在“水喉”一词用意很广,比如不给你赞助、打广告,就说关掉你的“水喉”。宏观调控时有“放水”之说,那关“水喉”,就是引申为紧缩。在朋友支持下,林世铿筹凑了20万港元,于1962年夏在香港新界开了一家“水喉”公司。因为他会管理,加上质量、服务都不错,工人也喜欢跟他干,还是赚了一点钱。

1963年,香港制衣业的巨大潜质以及广阔前景吸引了林世铿,加上他也感觉到“水喉”这门生意,有行业局限性,于是决定转行。盘掉“水喉”公司后,开起了一家制衣加工厂。

香港慈云阁

林世铿有个荣誉职务,叫香港慈云阁董事局永远主席,与他创业经历有关。1963年,转行制衣业的林世铿,在慈云山道23座的地下室,租了3间小厂房,创办了“益丰制衣厂”的前身。起步时,不光厂房简陋,缝纫机还是别人淘汰下来的,一名技工,6名车工,帮人代工制衣。

生意红火后,他开始在慈云山空地上盖起了铁皮厂房,1966年又租地扩建厂房,正式注册了“益丰制衣厂”。香港 慈云阁,是本港著名的文化景观之一,到那儿可以品味中国神话的古老味道。慈云阁,前身是招利伯庙,几次搬迁才移至慈云山下,原本在益丰厂旁,两家一前一后挨着。1968年,在林世铿建议下,由他出资在山上圈地建设,加上后来要征地兴建慈云山警署,包括益丰厂在内都要搬迁。后来,林世铿提供资金,被慈云阁理事会推选为慈云阁总理,于1970年开始动工兴建。

成规模后,慈云阁还开办慈善为本、济贫救灾的机构。今天到香港黄大仙区旅游,慈云阁是繁华都市中一大景观。

对林世铿的创业,有人如此评价:“一衣”振益丰,“一衣”占市场,“一衣”定天下。这与益丰厂的代工模式有关,当时他们的拳头产品是劳动服,在东欧、越南、前苏联等地市场特别走俏。有一段时间,在越南批发市场的八九成棉衣,都是出自益丰生产线。

从益丰制衣厂起步,林世铿家族的益丰集团后来相继办起了益丰贸易、葵铿皮革、其仕企业(国际),事业版图扩展到内地、美国、新加坡等地。其中,惠来葵阳工业区,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林世铿倡议下开办,他首先在工业区创办葵铿皮草厂,后来在他带动下,林宝喜、林庭锋等港商陆续来投资,让惠来工业经济得以大的发展。

香港慈云阁,是个广结善缘不谋利的慈善机构,里面不少成员理事,是林世铿家族的旅港潮汕乡亲。过去,不论是香港风灾、水灾、火灾,还是广东或者潮汕家乡出现灾情,慈云都会发放或者捐助赈灾物资、或者救灾款;林世铿在家乡捐建学校、医院、路桥等公益项目那就更多了。

林世铿与妻子郭玉英育有8个子女,共6儿2女,按潮汕传统说法,“五男二女”就是最为理想、圆满,多子多福。其二代,均在美国留学,且皆事业有成,一时成为家乡佳话。

在美国兴办制衣厂,与长子林金招等二代接班有关,家族事业主要由长子林金招、次子林任子、以及小儿子林资健等领导,益丰集团的事业领域涉及地产、服装、养殖、科技、皮草、机电、传媒、国际贸易等,已是多元化、国际化跨国公司。

央视“经济与法”截图

皮草业,曾一度令林氏家族事业迈上新的辉煌,所谓“成也皮草、损也皮草”。央视“2016国门利剑在行动”系列节目之《狐狸皮下隐藏的秘密》,揭露了“3年走私狐狸皮35万余张,案值8.8亿元”中隐藏的谜底。2016年,“1301走私皮草案”( 葵铿皮草走私案件)判决,被告单位惠来县葵铿皮草二厂、葵铿皮革皮草有限公司(香港)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分别罚金7.5亿元、3.5亿元,林金招等人被判有期徒刑。

自此之后,林氏家族成员已很少公开露出。如此来看,家族企业经营要有底线意识,不越界,遵纪守法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

王永红:一个“洗车仔”的地产大亨逆袭路

中弘集团总裁王永红(右)

王永红,中弘集团总裁,生于1972年,今年46岁,祖籍江西宜春宜丰。2018胡润全球富豪榜单上,王永红以95亿元财富,成为宜春籍三大富豪之一。

2016年7月27日,中弘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提名王继红等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实控人王永红退出董事会,由王继红出任董事长。当时,外界一头雾水,王永红为何要如此布局,让未持有中弘股票的哥哥王继红担任董事长呢?

一切还得从中弘老板的发家史说起。

江西宜丰县,是王永红老家,原先是住在重桂路。王永红兄弟二人,他是弟弟,哥哥王继红大他4岁。父亲王宝珍,曾在宜春市粮食局、农业局、街道办等部门当过领导。1984年,因王宝珍工作调动,王永红一家人又迁回了宜丰老家。

中弘股份董事长王继红

1985年,哥哥王继红时年17岁,开始参加工作,在原江西二木厂当油漆工。此前,王继红曾在宜春四中初中念书。1987年,王继红从位于山沟沟的二木厂调入江西宜丰化工总厂,几经十年,从工人做起,一路从副厂长干到厂长。让王继红未曾料到的是,1997年才当上厂长,1999年就面临企业改制,厂长职务只干了2年。2000年,王继红北上,与在京创业的弟弟王永红一道打天下。

在相关王永红年青时代的介绍中,有一条似乎是相同的,那就是大学毕业去北京打工洗车,白手起家当上企业家。百度资料里,王永红的学历是西南交大经济管理专业硕士。

据他的哥哥王继红此前受访时介绍,王永红去北京打工的时间是1992年12月,给一名台湾老板打工。当时,那位台湾老板经营汽车保洁和加油站的生意。当时,王永红有个梦想,就是自己也创办一家汽车服务连锁店。

北京永顺发汽车保洁公司,创办于1995年,是王永红哥俩合伙开的公司,主要从事汽车保洁,也就是洗车。据称,当时哥哥王继红出了一部分资金,主要还是由弟弟王永红打理。1997年,王永红家族涉足加油站,开了一系列连锁加油站。

在中国大饭店举行的“中弘地产上市暨2010新春联谊会”

上世纪90年代,加油站被称为“现金奶牛”, 1999年后,当加油站被中石化逐一收购之后,王永红哥俩收获了创业生涯的第一大桶金。相比于洗车,加油站给王永红兄弟俩带来的利润更为丰厚,也为后来进入地产业储备了大量资金。

2000年,是哥哥王继红从江西北上的年份,也正是这一年,哥俩在北京朝阳区常营乡买下600亩地,作为后期商业地产开发的储备用地。企业转型做地产,兄弟俩均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照王永红说的,“房地产开始蓬勃发展,这是个全新的领域,对我更具诱惑力。”

常营乡那块地皮,位置在后来的北京五环区域,当初这个地块是庄稼地,种满玉米、高粱、大豆等作物,在当时是相对偏僻。王永红购置这片地皮的设想,是要搞什么全国名优产品展览中心,不过项目并没有落实下来。2008年,中弘地产销售时,这600亩地就变成了著名的“北京像素”小区,据说一口气赚了五六十亿。

中弘· 北京像素小区

2003年开始,王永红用了近200亩地,准备建了21栋高档写字楼(中弘国际商务花园),因地理位置关系,起初销售并不是很理想,后来建了一部分,一部分项目停掉,把一大片地“圈”起来。

相声演员岳云鹏有首令人爆笑的《五环之歌》:“啊 啊 啊!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啊 啊 啊 !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用以形容京城地产开发,尤为形象!常营那块地皮,即便不开发建设,伴随房价暴涨,足可坐地生财。

中弘卓业集团,成立于2004年11月04日,即上市公司中弘股份的控股股东,由王永红出任董事长。也在这一年,王永红家族开始了另一个商业地产项目——“六佰本”的运作。

六佰本商业街

六佰本商业街,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地区,比像素小区更有商业发展潜力。六佰本商业街很快聚焦了许多国内外商业品牌入驻,从开发到运营都相当的成功,让王永红的中弘集团在地产圈里迅速崛起,并站稳了脚跟。地产项目的成功运作,让王永红的眼光瞄向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公司上市。

ST科苑,原属安徽宿州的一家上市公司,系安徽宿州科苑集团旗下企业。受宏观调控影响,地产企业IPO相对困难,于是,王永红选择借壳上市之路。中弘收购连年亏损、面临摘牌下市的*ST科苑,是2008年;而在此之前的2006年,王永红瞄上了“REITs”,以1.5亿元投资额,成为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领锐基金”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并购完成后,王永红为借壳上市做准备,一方面剥离该公司负资产,另一方面把六佰本等地产项目整合注入,2010年,借壳上市成功,公司也改名为“中弘地产”。自此,一个“洗车仔”的地产大亨逆袭路,成了王永红向外宣传的舞台剧本,频频荣登各色富豪榜单。

施至成:从“卖鞋的穷小子”到“菲律宾首富”

比起李嘉诚、郭台铭来,施至成在中国大陆不算耳熟能详,但在菲律宾,他和他的家族企业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施至成祖籍福建晋江,1924年12月25日出生,他是菲律宾华商领袖、SM集团董事长,连续蝉联菲律宾首富,一个人占据菲律宾股票市场20%的市值。

时光荏苒,拥有“菲律宾首富”、“零售大王”、“金融巨子”等太多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美誉,如今已是93岁高龄的施至成,依旧担任家族企业主体——SM集团董事长,为他的“一鞋一世界”操劳着。

不过60多年前的他,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父母早年在菲律宾做生意,不满12岁的施至成,从老家晋江漂洋过海去找妈妈。当时特别穷,一家人蜗居在一间当地华人称为“菜仔店”的房子里,这间房子,除了卖蔬菜、干货及小日用品,还要住着一大家人。白天是小店,到了晚上,就要把菜和货整理好挪到边角,才能腾出地方来睡觉。

施至成的女儿施蒂丝后来回忆她的幼年说,当时的一家人穷得只剩下了“梦想”, 和父亲到马尼拉湾海岸散步,也是一种乐趣,因为“欣赏夕阳不用花钱”!

二战爆发,全家赖以生存的小店在炮火中顷刻化成乌有。没有了“菜仔店”, 失去了一切,父母只好回到国内,为了生存和完成学业,施至成留了下来,到一家小鞋店当学徒。

对施至成来说,当学徒的经历,不仅是解决生计,更是从此划定了他的人生轨迹。

施至成在马尼拉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翼展超过7英尺、单爪子长达3英寸的雄鹰标本,这是菲律宾首富的“爱物”。 施至成常说:“商人应该具备一双鹰眼,当机遇突然降临时,你必须时刻准备抓住它,否则,会很快落入其他人手中。”

有老鹰的眼睛,就是说,做生意要观察敏锐。

战争结束后,在店里打工的施至成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菲律宾很多人都没有拖鞋,还有很多人没有鞋穿。于是,施至成与店老板商量,我给你免费打工,但你要允许我在你的鞋店上摆一个小摊位,卖一些从美国大兵或者其他地方进货的鞋子。施至成是一位好店员,老板对他很赏识,也就答应下这个请求。

身兼二职的施至成,由于不断寻找更好的鞋的来源,他的销售比别人要好。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鞋店做经理,还将“设摊位”的鞋店扩大到三个。

50年代,施至成决定“更上一层楼”。他不仅辞去鞋店的工作,还中断远东大学的商科专业学习,他去了美国波士顿和纽约,研究怎样提高当地鞋的产量和设计出更多的款式。回来后,他决定将所学付诸行动,身上已经有了一部分积蓄的施至成,于1958年,在马尼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鞋子销售商店,取名叫“Shoe Mart”(鞋庄),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菲律宾SM集团的前身。

“鞋庄”的变身,是在施至成娶妻成家之后。

由于是家族生意,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店上帮忙打理。一天,妻子把原本为自己小孩准备的童装放在柜上,让施至成想不到的是,一下就有人抢着要买。精明的施至成看到了商机,此后,不光进童装来卖,还把女装加了进来,并把男装和饰品也加了进来。销售产品的多元化,让“鞋庄”的销售收入猛增,这时候的“鞋庄”已经不只是一家鞋店了!

1972年,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执政时期,他一心想建立“马科斯王朝”,但受到反对党领袖阿基诺等发对和挑战。为了达到他长期统治菲律宾目的,他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长达10年)。

不得不佩服施至成独到的商业眼光!面对菲律宾政治社会“风雨飘摇”,在 1972年颁布戒严令两个月后,他将“鞋庄”正式更名为SM百货商场,施家第一家百货公司在马尼拉市中心开业了。

商人要有一双鹰眼,这是施至成的成功之道。但看到机遇是不是就要马上干?施至成的回答是,“做事都要停三停,不要求快,要求稳。”

如果一件事能够经受住“停三停”的压力,那么,施至成认为这件事情的成功就没有问题。无论是当初卖鞋子,还是后来做大型商场,施至成都是先考察、策划,再研究,有时为了让时机更成熟,他还耐心等待。难怪人家说,只要是施至成看准的事,就会像老鹰一样盯着;同时,他又是一只老狐狸,守着候着,从未失手!

黄奕住:战争中崛起的“印尼糖王”

黄奕住曾是近代中国最有钱的人,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家,如今黄奕住家族后人已有500多人,遍布世界各地,或官或商或为学。

黄奕住1912年在家乡兴建的中西合璧“八卦楼”

如果给黄奕住财富传奇划出标志性阶段的话,可用时间来区隔:一是“一战”,黄奕住完成了从“货郎担”到“糖王”的财富进阶,成了当时印尼首富。

二是“二战”,回国后的他,在环宇风雷激荡、云水翻腾的风险时代“捡金豆”,成就了中国最大的一代企业家,与这位历史上的“首富”相比,今天的马云+王健林都得“稍逊风骚”!

黄奕住自抵达印尼三宝垄以后,从一无所有者变成拥资千万盾的大富翁,走出的每一步,都冒着风险。成为印尼首富前,黄奕住经营的业务中,糖业是核心部分。

鼓浪屿申遗电影短片《厦鼓甘露》中的黄奕住

“一战”前后,糖是一种战略物资,在战争前期,由于主战场在欧洲,给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亚洲等国工商业发展腾出了市场缝隙。

战火让物价猛涨,在商业繁荣、投机兴起之时,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开设了期货市场,这对于投资商来说,可谓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夜暴富”与“顷刻破产”在转瞬之间。

由于担心糖的输出,商人购买期货时多是很谨慎,或不购,或少买,或只做短期的。可黄奕住分析了形势和自己的条件后却认为,自己经营的蔗糖和粮食,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即使是参战国也是需要的,从长远来说,一定会有市场。

建于1920年,黄奕住投资创办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作为印尼“四大糖王”之一的黄奕住,因集中于糖业的商业领域,故可较为灵活的调拨,反观黄仲涵等其他糖王,因大部分投入蔗田与糖厂等生产领域,环境适应性也就相对差了一点。于是,黄奕住凭着胜人一筹的见识、过人的胆略和优越的条件,逆流而进,大宗买进现货与远期期货。

从1913年至1916年,糖价由每百公斤11.66盾上升为18.22盾,由于有一战特别时期荷印殖民政府鼓励投机的有利政策环境,黄奕住运用期货的掉期杠杆,到1917年初,一跃成为千万富翁,资本在三年间涨3倍。

到了1917年初,风云突变,欧洲战场进入决定胜负的紧张阶段,交战双方都损失惨重,更需要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战场当中,英国、荷兰等国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供军事需用。

霎时间,印尼与欧洲的航路几乎停顿,大批蔗糖及其他产品无法运出,糖商手中之货变得“有进难出”,连囤糖的仓库都难找。糖商惶急紧张之际,糖价开始狂跌,糖的定价很快从每担15盾跌至11盾。

一路买多的黄奕住,面对糖价大跌,到了人生最难熬的时刻。尽管心急如焚、坐卧不安的他,在人前也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手上大宗存糖与近期期货,面临大幅亏损,熬不过去甚至有破产可能。

首先是信用危机。一天,卖主拿着一张10万盾的现金支票找上门来,告知被银行拒付。黄奕住大发雷霆,找上银行经理质问,我在你们银行至少还有50万盾存款,人家拿我支票来了却拒付,岂不撕破我的面子,损坏我的信誉,贵行该如何赔偿?

对方却心平气和地说,你说的是没错,可现在食糖行情,你比我清楚,你向敝行抵押的货票,已经贬值了,细算起来对抵之后,你还欠本行的。

黄奕住听罢,得知面临立即破产的危险,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

被抢救醒来,黄奕住信用动摇的讯息不胫而走,黄奕住家天天债主盈门。面对如此处境,底下的经营班子给老板设计了两条脱身之计。一是回“唐山”(中国),二是“跑路”新加坡,另谋他途。

“一个人如果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黄奕住对两条建议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均不采纳,而要走另一条积极之路。做生意靠信誉,做人也靠信誉,黄奕住决定力谋清偿债务,保留信誉,宁愿自己破产,决不逃赖。

细加盘算后,黄奕住觉得自己一时受挫,尚有弥补亏损的余地,眼下的主要困难主要在近期糖款偿付上。

因此,他做出三个决策:

1. 将手中的存糖果断抛出,既是止损,也是为了筹款。

2. 将新加坡所置店屋等资产及橡胶园股份,向银行质押,以求获得巨额现金。

3.运用朋友及社会关系的力量。他在三宝垅经营已经30年,大事小事素来讲信用,信誉好这笔无形资产在此时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些信赖他的华侨纷纷伸出援手。

没隔多久,黄奕住的近期糖款与债务都得以顺利交清。

黄奕住的“日兴”公司能按期付款的消息,很快在市面传开了,他的信用立即回升,信誉提高了,也更受商界敬重了。

渡过了短期付款一关,可整个糖市低落的问题仍在,业内不是大面积亏损,就是破产关门。

1917年6月,黄奕住的“日兴公司”与另一个祖籍福建同安的“糖王” 黄仲涵的“建源公司”,挑头开了个行业会议,商议如何共度难关。最后商定组织一个资本1000万盾的糖业股份公司,除与会糖商外,还公开招股。

本来公司想向荷兰商业银行借款以资维持,可因对方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而未果。碰巧的是,日本正金银行这时正好来三宝垅开设分行,为招揽业务,竟主动邀黄奕住。

后来,为争夺主顾,荷资及本地其他商业银行,也相继放宽贷款期限,同意借款给黄奕住,资金链上的难关算是解决了。

战争让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海上交通运输情况逐渐好转,糖市行情又开始上涨。在战后糖价跳跃式上升的日子里,因此前大量买进现货,手上又拥有大量的远期期货,凭着自己的财力和信誉,黄奕住简直是日进斗金,他与黄仲涵等人不光左右三宝垄糖价,还影响新加坡、香港等地市场。

期间,他不仅在本地投资保险公司,还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号,入股新加坡华侨银行,并在马来西亚和厦门设立黄日兴分行,旗下产业横跨商业、银行、保险、地业、种植业等多个领域,跃升为印尼首富。

有专业研究者发现,“一战”让黄奕住的家族企业几度面临“翻船”风险,也因在大风大浪中“爱拼才会赢”,黄奕住成了印尼首富,若将其财富换成今天比值,估算下来赚了足足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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