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这篇文章时，意味着你熬过了漫长的一周，终于迎来了可爱的周末。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要工作呢？人生而自由，然而为什么成年以后就被困在工位上？三面隔板筑起一个小小世界，各种职场辛酸悲喜，在隔板后被逐一慢慢咀嚼消化。很多人说，下班后很害怕看见手机跳出新消息提示，害怕听见手机铃声。工作像无形的手，从隔间一直伸到你的私人领域。

这种工作带来的过度社交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早在上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工作对家庭的入侵。2004年起，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瓦尔开始研究办公室的起源，历时多年写下《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书中他详细叙述了自1860年代起，试图缔造办公室文化的设计师、社会学家，以及企业管理人等对“办公空间、办公工具与人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构想，以此来思考雇员阶层在动荡起伏的社会，思潮和经济形势下，摇摆不定的命运。

办公室逼迫人们过度社交

本文摘选自《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而今天，”哈灵顿悲伤地总结道，“你却看到从前那些莽莽撞撞活力四射的人，一个个都变得神态温和，成群结队地挨着，从走廊经过，手中拿着行政材料什么的。他们身上丢失了某种东西……那种生气与欲望。”

不过水晶宫殿的待遇可是相当优厚，生活在里面的员工可以说是得到了人类有史以来可以得到的最佳照顾。他们的工作大都有保障，享受的退休金方案慷慨大方，工作节奏缓慢、内容简单，如同他们所期许的那样。“我们不用担心工作，不用担心未来，不用担心……差不多任何事情，”哈灵顿写道，“这是种奇怪的感觉，这种不需要担心任何实际事情的感觉。”他称水晶宫殿为“私有公司福利国度”（private corporate welfare state），办公室员工享受着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窝在这座堡垒里，抵挡着美式自由企业体制的枪林弹雨，而在哈灵顿看来，正是这种自由体制强大了美国。

这种公司福利体系的成功使得美国新生大企业的员工能够昏昏度日，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基本上，每天早上，公司大巴会将通勤员工从火车站接到水晶宫殿。背景音乐公司提供的轻音乐每15分钟便会突然响起一次。“据说这类音乐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哈灵顿说道，“但我发现若是认真去听，就容易做起白日梦。这音乐让我感到仿佛来到了鸡尾酒廊。”整个场景传递着不可思议的舒适和令人愉悦的意兴阑珊氛围，就像荷马《奥德赛》中关于“食莲人”（Lotus-Eaters）的片段：

我们的员工……享受着历史上其他员工从未享受过的无与伦比的美景。眼前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远远延伸至地平线深处；下个礼拜这些丘陵上将会开满鲜花，等到秋天来临，则会是漫山闪耀着的红色和金色，而等到冬天来了之后，糖霜般的积雪将装饰其间。公司外面的园林也会开满花，到时候我们将闻到忍冬花四溢的芳香，而我们的双眼则会因为绿意盎然的草坪而感到晃眼。绿色自园林一直蔓延至丘陵以及更远的远方，象征着那永恒的绿色未来。

这种对工作环境幸福到几乎可怕的描述，基本上就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激增的企业评论文章的基调。20世纪中期，大公司里的恍恍惚惚和百无聊赖，哈灵顿表示，是对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剥夺的后果。哈灵顿此种自办公世界内部的批评声音同办公世界外部的新闻报道和社会学文章观点连贯一致，但是寓意太过简单：办公室压制了创业精神，企业的英才管理制度并不鼓励创业精神，官僚作风取而代之。

理斯曼等人的观点则更为深刻：对工作场所内部和外部都进行了分析，批判了美国本身的特点以及美国的阶级政治。但是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太过浅显，将理斯曼等人的中心思想简单归结为鼓励创业精神，批判官僚主义。这样的粗暴截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办公室破坏着人类的探索精神；办公室逼迫人们过度社交，毫无意义地过度留心他人的反应；办公室掘进了人们的灵魂深处，拔除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将其棱角磨去，以便适应组织任意施加的推动力。此情此景的解决方案势必是武断的，正如这些批评的某种预设前提一样。无论是怀特、理斯曼，还是其他所有人，他们暗示的（或者有时候明明白白说出来的 ）问题，是办公室压碎了男子气概的古老来源。谈及个体时，他们纯粹地只考虑了一种性别。

这倒不是说女性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思考。比如理斯曼这么写道：“出于辛勤工作的传统、对妻子的厌恶、残存的苦行主义和对敌对合作者感到的焦虑，男人们觉得必须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而花光报销账单便成了他们那个几乎没有限制的职业治疗方法。以上种种让他们觉得必须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在作者的社会学分析杂草堆中，潜伏着一朵毒蘑菇：对妻子的厌恶。

公司往往对男性员工的家庭生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当老托马斯·J. 沃特森这样的总裁提到“IBM家庭”时，是想温暖地指出IBM雇用的不仅仅是工程师一人，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那么令人开心：妻子，尤其是高管的妻子，发现自己为在公司工作的丈夫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公司对此情况心知肚明。公司在招聘员工时，经常会对他们的妻子进行筛选，有时候强烈建议应聘者携妻前来面试，有时候则安排与候选人及其妻子一同吃个早晚便餐。根据《财富》杂志1951年的一项调查，一半的公司都对应聘者的妻子进行了筛选；有家公司大约有20%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妻子而没被选中。20世纪中期，美国公司的掌控之手远远伸出了办公室之外，进入到了人们的家庭之中。

或者更加准确地来讲，办公室将家庭也纳入其中，家庭具有了公司的烙印。“我们可以控制男人在公司的环境，但他一旦踏入家门，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这种控制，”某位公司高管这样告诉怀特，“因此，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有一种挑战和责任，那就是有意培养员工妻子的态度，使其具备建设性，并负责好一切后勤工作，这样丈夫可以全身心投入公司工作，免去后顾之忧。”

公司寻找的“高管夫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怀特将采访心得做了如下总结：“理想的高管夫人——（1）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2）热爱社交；（3）认同丈夫从属于所在公司这件事。”第三条也暗示出妻子本人也从属于公司（她自己不该有工作）。管理学理论家罗莎贝斯·莫斯·坎特于1970年代对一家大公司进行了调研，她将这家公司称为“Indsco”。她发现，该公司的员工妻子都有种相似的感受，那就是自己的整个私人生活都是围绕公司而运行的：

两年前，我想着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此前我一直是名“Indsco太太”，我觉得自己不仅嫁给了弗雷德，还嫁给了公司。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人要求我做过什么事，除了出门跟这个或那个吃晚饭。但对于我自身而言，所有的生活完全取决于弗雷德在Indsco的经历。公司决定了你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朋友，除几个邻居以外，都是Indsco大家庭的成员。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也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一直想要安定下来，在一个地方扎根，想说等到孩子们上初中时能实现。现在他们上初中了，然后公司告诉我们又得搬家，于是我们就又搬了，我那想要安定下来的梦想又得往后延了……弗雷德要是干得不错，我就感到自己也干得不错。我是男人背后的女人，我能从他的成功之中获得些许骄傲。

一方面，她们必须充当家中的“稳定”因素。“男人在办公室待得很是沮丧，”一名被采访者这样说道，“工作太累人了，下班后他值得回到一个平静温暖的家。”另一方面，她们还需要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晚宴、派对、会议、高尔夫球赛 ），并且得永远保持优雅，以此提升丈夫的形象。出于对女性得体举止行为的各种预设，公司的太太们往往需要比她们的丈夫表现得更为妥帖才行。一位魅力四射的妻子或许能挽救不受欢迎的丈夫的工作。而拿起第四杯马丁尼酒或者说了句不那么上台面的话则可能断送丈夫的事业。

丈夫攀登企业阶梯的同时，妻子面临着棘手的选择。因为她的丈夫越是深陷组织，她就越发缠绕于组织成员伴侣的身份中。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社交选择、一个参不参与的决定：作为一名公司太太，交友需策略，凡事要考量，以此帮助丈夫真正进入公司。每一个情感选择都会变成职业选择，办公室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不得不抛弃原来的老朋友，”一位正向上发展的工厂经理的妻子这样回答，“你必须权衡考虑，派对该邀请哪些人，圣诞贺卡该寄给谁，又不该寄给谁。这听起来很势利，但你不得不这么做。你得学会做一名老板夫人。”某种意义上而言，妻子也算是公司的员工了，只不过没有纳入档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