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平

赵昌平（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任社长李国章讨论工作。

■高克勤

5月20日下午，我听到赵昌平先生心脏病突发入院抢救的消息，心就猛地一紧。子夜时分，传来了他终告不治的噩耗。太令人震惊了！他还年轻，还不到73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还只有两年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著作待写，真是天不假年啊！连日来，忙于治丧事宜，回忆与昌平先生相识30多年来的历程，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我相识30多年的同事，是我曾经的领导，更是我敬重的前辈、我的良师益友。

融思辨与考据于一体的富有创新性的研究

1986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赵昌平已先我四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已经在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脱颖而出，担任了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设有六个编辑室，其中三个为文学编辑室，第一编辑室主要从事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第二编辑室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第三编辑室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我被安排在第二编辑室任编辑，当时的第二编辑室主任是年已66岁的词学家陈邦炎先生，编辑室学术空气浓厚，人际关系融洽，副主任是与赵昌平同届研究生毕业同时进社的王镇远。赵昌平师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先生，从事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学的研究；王镇远师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先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两人投契，不仅在编辑出版方面崭露头角，而且学术成果迭出，经常同时或先后在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时任总编辑钱伯城等社领导对他们期望甚殷。

赵昌平当时精力旺盛，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爆发的阶段。仅1986年一年间，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华文史论丛》《文学遗产》等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五篇有影响的唐诗学论文。他1984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一文，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唐诗研究领域首次提出了“吴中诗派”一称，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唐诗史上这样一个未被学者充分注意的诗歌流派，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1986年荣获1979－198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我因为喜欢关注唐代文学研究，所以也都拜读了昌平先生的大作，非常钦佩他善于融思辨与考据于一体的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日午间休息的时候，赵昌平经常来我室与王镇远聊天，或一起出去散步。由此，我初步领略到了他的风采，也了解了他的经历和生活习惯。

赵昌平1963年在上海大同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8年毕业后赴内蒙古部队农场劳动，此后又曾在内蒙古开鲁县保安中学任教，在安徽省来安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1979年9月，他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2年10月毕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编辑，开始了他作为学者和出版人的生涯。赵昌平丰神俊朗，又讲究衣着，风度翩翩，着实让我们年轻人钦羡。他告诉我，那时他下班后回家，晚上等家人看完电视休息后，就开始读书撰文到子夜时分，一晚上经常要抽一盒香烟、喝两罐啤酒。他那时的精力真充沛啊！他这么多的论文著作就是这样拼出来的。次年4月，他与王镇远分别被提拔为第一、第二编辑室主任，第三编辑室的人员分别并入前两个编辑室。从此，两个编辑室的选题方向虽各有侧重，但也开始了合作和融合，如联合组稿编撰历代诗歌鉴赏集《古诗海》、分别组稿出版古诗文词曲观止系列等。

1992年11月，赵昌平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时任社长和总编辑分别为魏同贤和李国章先生。当时王镇远已赴新西兰生活，社里决定第一、第二编辑室合并为一个编辑室，由李梦生担任编辑室主任，王兴康和我担任编辑室副主任。李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毕业于杭州大学，先赵昌平一年进入第一编辑室，他对元明清文学和古代小说戏曲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王兴康也师从施蛰存先生，从事清代文学研究，先我一年进入第二编辑室。赵昌平分管我们编辑室，自此成了我的直接领导，我也开始感悟他的出版理念和编辑艺术。

上海古籍出版社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

1994年3月，赵昌平任总编辑，直至2013年4月退休。他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他任总编辑后，李梦生接任副总编辑，分管我们编辑室，王兴康和我相继接任编辑室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魏同贤主持工作期间，已经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编辑出版了《古本小说集成》，开始编辑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等，开启了编纂出版大型集成性文献的模式，并很快在全国出版界处于领先地位。李国章接任社长后，又历时8年，主持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出版项目《续修四库全书》等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这些图书不仅在海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也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要经济支柱。

赵昌平任总编辑伊始，除了参与社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决策外，主要负责全社的出版选题，并分管历史编辑室和大众读物编辑室，主持编辑了曾经列为上海市中学思想教育课程教材的《二千年前的哲言》，与李国章共同创意主编了《二十五史新编》，主持策划出版了名家学术丛刊《蓬莱阁丛书》《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和“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等一批有影响的图书。他虽不分管我们编辑室，但仍非常关注我们室的选题，除了审批选题外，每年还多次与我们讨论选题计划，尤其是关心我社的看家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后续的编辑出版情况。记得1994年11月，他因为工作忙，让我代表他参加在浙江新昌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凭着对当代学者研究水平的了解，他要我代向与会的河南大学佟培基教授和湘潭师范学院陶敏教授约稿，请这两位长于唐诗文献研究的学者承担这套丛书中孟浩然诗集和韦应物集的整理工作。出于对我社和昌平的信任，这两位学者接受了邀约，经过几年的努力，《孟浩然诗集笺注》和《韦应物集校注》这两种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如约面世，得到了学界的肯定。

2000年12月，我被任命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旋调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任挂职副处长。2001年4月，王兴康接任李国章主持全社工作，李梦生调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社长。赵昌平重又分管文学编辑室，不久他就觉得分身乏术，给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要领导写信，坚决要求放我回社工作。

考虑到赵昌平的请求和社的实际情况，局领导让我当年10月回社工作，社里安排我承接了昌平分管的大部分工作，除分管文学编辑室等编辑室外，还分管编审室、美编室和校对科。我又在昌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他曾经对我说：“你和我都是做学问的人，别走仕途了，就跟着我干吧。”在他的指导下，除了继续维护好《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一批品牌图书外，我们又策划出版了《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等一批有影响的图书，与中华书局联合出版了《文史中国》丛书等。后来，我又兼副社长，分管社出版、发行工作，协助王兴康社长负责社经营工作。在王兴康的主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克服困难的办法，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终于走出了经济状况低迷的局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赵昌平作为社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在负责编辑工作的同时，主动承担了社里许多繁重的事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12月，世纪出版集团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调我到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上海远东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兴康和昌平对我的调离都很伤感。昌平对我说：“你一走，我以后策划的书让谁做啊！”他还临别赠言，说：“你有童心而无机心。有童心能够赢得朋友，而无机心处世难免要吃亏。”昌平的话让我很感动。在远东社员工的共同奋斗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远东社扭亏为盈，走出了低谷。昌平闻讯也为我高兴。

2013年1月，集团让我回上海古籍出版社接任社长，昌平对我的回来很高兴，说本来担心接棒的人是否熟悉业务，这下放心了，表示坚决支持我的工作。他还提议由他和我与傅璇琮、刘石先生共同出任我社将要编辑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主编。不久，他就办了退休手续，由社返聘，继续担任社《中华文史论丛》的执行编委，直至2015年年底他满70岁止。那些年，他还担任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参加和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参与制订《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为提高上海出版人的专业素质，为扩大上海出版在全国的影响力，为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不辞辛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有思想的出版人

去年8月，与他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夫人因病突然去世，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长时间沉浸在悲痛中几不能自拔。为了让他走出来，我坚邀他年底来社参加《中华文史论丛》编委会，与学界老友见面。他如约而来，并对如何继续办好《中华文史论丛》提出建议。会后，他坚持不吃便饭，说是给自己一个约定，在妻子悼亡的一年内不在外面吃饭，仍然要回家与亡妻一起吃饭。昌平先生对夫人的深情真使我们为之动容。

与昌平相识相知30多年，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有三：一是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二是他对古籍出版的清晰认识，三是他为人处世的厚道大气。

昌平读大学期间曾师从林庚先生等名师，读研究生后又师从施蛰存、马茂元先生等大家，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在出版社又与陈振鹏、李学颖等古籍整理名家为伍,在长期的专业工作中沉潜往复，好学深思，眼界更为扩大。他在唐诗学、中国诗学、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学界所公认，2000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近几年，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学术文本撰写上，深入探寻中华文明的发生与传播，视野更为宏通。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出版人，昌平有着现代宏观的出版视野和清晰的出版理念，认为“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必由的当代进路与古籍出版的考虑基点，在继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传统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四个意识——市场意识、专业意识、品牌意识、规模意识”以及“高品位、系列化、普及读物要精品化”等一系列有创意的出版理念。他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丛书的《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46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他还写道：

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

他在《文史中国》丛书的《出版缘起》中也写道：

有别于以往的传统文化读物，《文史中国》的宗旨可概括为一句话：题材是传统的，眼界是当代的。因此除了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常规标准外，丛书从选目到撰写，更要求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域来透析中华文化的深刻意蕴。而“中华”与“上古”深厚的学术底气与近十年来的创新精神，正是践行这一宗旨的可靠保证。

有了清晰的理念，他以前瞻性的眼光，深厚的学术积累，策划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质量和很大影响力的图书，至今仍为读者所欢迎。

昌平为人厚道，处世大气。他特别喜欢与社里的年轻人交朋友，认为社的希望在他们身上。记得他任总编辑后，专门让社里给他订一份《青年报》，以了解青年的诉求。他尤其关心青年编辑的成长，对他们着力培养，大胆启用，言传身教，为他们早日成才创造各种条件。正是有了像昌平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社领导的垂范，上海古籍出版社才一直以有一支能薪火相传的出版人队伍而自豪。

30多年的交往不是一文能说尽的。纸短情长。谨以此缅怀赵昌平先生。

2018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