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 R.Searl，1932—）发表论文《心灵、大脑与程序》，提出名为“中国房间”的实验（1980）。(48)他设想一个懂英语而不懂中文的人被锁在有两个窗口、一部英文说明书的房间里。外面的人从一个窗口将用中文写着问题的纸条递给他，他根据英文说明书将它们和其他写有中文符号的纸条加以匹配，并将后者从另一窗口传出去。这个屋中人好比计算机，他回答问题的过程好比程序加工。尽管他可能通过图灵测验，但仍未获得对用中文写的问题的理解。以此类推，计算机也只是根据人所设计的形式规则行动，未能理解它所处理的符号的涵义。当时，持所谓“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相对而言）立场者认为心灵只是计算机程序，塞尔的观点是对他们的挑战，因为他主张程序并非心灵，前者是形式的或句法的，后者则具备语义内容。“中国房间”直到21世纪仍是热门话题，出版过专题论文集。(49)

从今天的观点看，塞尔对机器的要求比图灵更进一步，不仅看起来会思考，而且要求实际上能思考。由此延伸到机器创作，自然要求其结果（如由程序生成的诗歌）不仅看起来像艺术作品，而且要求它们实际上是艺术作品（包含对生活的理解等）。以塞尔的标准衡量，目前计算机还达不到。不过，我们不能排除计算机学习的潜能，正如不能否认塞尔所设想的被关在房间的人会学习那样。这里有几个尚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一是英文与中文的可译性。塞尔潜在地假设单靠英文说明书无法完成中文学习。如果英文说明书相当简单，那么情况当然是如此。不过，很可能这个人因此连中文纸条的匹配都做不到（倘若中文纸条没有阿拉伯数字、图像或英文字母之类他可以理解的标志的话），塞尔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如果英文说明书足够复杂，能够通过提示使被试对中文有所理解（那怕最初只是一两个字符），那么，这种理解很可能成为突破口。要是纸条匹配的次数足够多，他很可能真的就学到了一点中文。当然，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被试能否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反馈、对自己所进行的匹配和所达成的理解进行校正或强化。如果缺乏上述条件，那么他很可能学到的只是自以为是的“中文”。若要谈到机器创作，情况又复杂得多。关在屋子里的人学会另一种能指系统相对容易，要达成对所指的全面理解要困难得多。艺术作品又有表达情感的要求，除非机器已经形成了自身的需要及由此转化而来的动机，否则的话，即使它们会运用一定的能指系统进行写作（甚至对不同能指系统进行转换），写出来的东西和真正的作品仍是貌合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