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若泽·萨拉马戈这个名字很陌生。2010年6月21日那场葡萄牙对朝鲜的世界杯足球比赛，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葡萄牙全体球员左臂都缠着黑纱，他们其实是在为若泽•萨拉马戈戴孝。得到这样的尊敬和荣誉，不光因为萨拉马戈是一位小说家，在他获得话语权之后，他始终监督政府，始终努力找寻这世间的普世价值，他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个公民，他倡导公民对社会的介入意识。他是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唯一获此奖项的葡语作家。

萨拉马戈强调的是每一个公民对于社会的介入意识。每当他发言批评时政，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公民而非作家。2002年以色列大规模入侵巴勒斯坦，80岁的萨拉马戈亲临约旦河西岸并发表演说。他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径比作一场屠杀，认为犹太人自己在“二战”中曾遭纳粹暴行，如今却在向无辜者讨债。“一个受过苦难的民族本应该从自己的苦难中接受教益，而他们现在让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正是他们过去同类的苦难。”这一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他还是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曾多次与运动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交谈，深入运动所在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部落考察。

在他去世前的半小时，他的博客仍在更新，由他授权的萨拉马戈基金会在这篇最后的博客里写：“我觉得我们当前的社会太缺哲学了。作为空间、境况和反思之道的哲学，可以没有确定的目标，不必像科学那样每前进一步都是为了满足目标。我们缺的是反省、思考，我们缺乏思想的劳作，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理念，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1922年11月16日，若泽·萨拉马戈出生在葡萄牙里巴特茹省戈莱加地区阿济尼亚加一个无地赤贫农民家中，原名若泽·德·索萨。但出生证明上的姓氏被登记成了“萨拉马戈”，意思是野萝卜。萨拉马戈父母都是一贫如洗的无地农民。他前面提到的“最聪明者”，是他的外祖父。每天凌晨4时，这位猪倌就从简陋的小床上爬起，赶着6头猪去野外放牧。冬天，夜晚的寒冷能使罐中的水结冰，他和老伴会去猪圈里抱出瘦弱的小猪，放进自己床上的毯子，用体温挽救这濒临冻死的生物。“尽管他们心地善良，但并不是同情心驱使他们这么做。他们所关心的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面包。这并不伤感也不夸张。”这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里萨拉马戈说的。

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童年经历，赋予萨拉马戈永远的底层意识，同样也是这对老人给了他讲故事的天赋。他曾说最初的写作“也许就是我使自己不忘记他们的一种方法，用铅笔勾画他们在我记忆中不断变化的面孔，不断涂上鲜亮的颜色，装饰这单调的生活和视野狭小的空间”。由于家境贫寒，萨拉马戈中学毕业就转而学习机械制锁这样的实践技艺课程，18岁时进入里斯本医院五金机械车间当技工，两年后任职工厂的基层管理部门，又先后当过绘图员、银行职员、校对等等。他从未专门学习过写作，只是靠在公共图书馆里的疯狂阅读积累自己的文学、历史知识。

1947年他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罪孽之地》，反响平平。而且此后20年间，他什么也没有再写。重新拿起笔是在1966年，他44岁的时候出版了诗集《可能的诗歌》。剧本、诗集、旅行札记、报纸专栏，萨拉马戈创作日丰，但直到1980年的长篇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他才首次获得文坛的肯定—小说获得了里斯本市奖。

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一举奠定了萨拉马戈在葡萄牙文坛的“大师”地位。花甲之年，他迅速蹿红。这部有魔幻现实色彩的巨著，是真实历史与纯粹虚构天衣无缝的结合。1995年的《失明症漫记》，作家的关注点从葡萄牙历史转向更普世的人类命运。在一个背景模糊的国家，突然爆发了一场让人们的视野全部变成白色的瘟疫，与患病者对视过的人全都相继失明，除了一个女人。失明者都被送进一所废弃的疯人院隔离，并派武装士兵把守，那个唯一看得见的女人为陪伴丈夫，也假称失明住进了隔离地，目睹了种种人性之恶的悲惨景象。国家机器、社会契约和道德伦理，在蔓延的失明症中全线崩溃；而正当城市濒临毁灭之际，人们的视力又一个个忽然恢复了，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失明症漫记》无疑是萨拉马戈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2008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盲流感》就改编自这部小说，由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雷莱斯执导。2007年它也曾被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搬上北京和香港的舞台。

由于不满葡萄牙政府的审查制度，萨拉马戈早在1992年就选择移居至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兰萨罗特岛，直到2010年6月18日中午在家中逝世。在得知萨拉马戈辞世的消息后，葡萄牙政府立即宣布派出专机将其遗体运会里斯本，并在当地时间20日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国葬。里斯本市长科斯塔主持葬礼，萨拉马戈基金会代表卡洛斯-雷伊斯、葡共总书记热罗尼莫斯-德索萨、文化部长加布埃拉-卡纳维利亚斯、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德拉维加分别在葬礼仪式上讲话，由此也可见萨拉马戈的巨大影响力。

而葡萄牙队能在与朝鲜队的比赛中一改过去两年沉闷保守的球风，打出7-0的辉煌胜利，或许也是受到了萨拉马戈先生在天之灵的庇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