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世纪初期开始,王国维、宗白华等前辈学人尝试引入艺术学科,到2011年艺术学升级为学科门类,中国艺术学在百年进程中历经引进、积累、构建和学科化等阶段,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的本土经验和学科特性,并就所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与路径,在此基础上校定21世纪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文所)邀请艺术学、美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于近日在北京召开了“艺术学的中国经验:2018年艺术学与美学全国论坛”。

“艺术学的中国经验:2018年艺术学与美学全国论坛”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副所长鲁太光主持;马文所孙晓霞、艺术人类学所所长李修建、《文艺研究》杂志社张颖、研究生院石中琪分别担任学术主持。会议主要就以下几个话题展开对话。

艺术学和文艺美学的现代传统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艺术学升级为学科门类后,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就应以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身,这就要求研究者加强感性和理性两种能力,不仅能够去体验艺术作品中极其丰富的、多层次的情感;同时具有强大的理性和思辨能力,能够捕捉、提炼、概括主观性体验,形成理论化表述,这是艺术学独有的学科特性,也是我们推进中国艺术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国的文艺美学研究,并非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已建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杜卫开宗明义,他指出,20世纪初以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等为代表的美学家创造的现代传统开启了中国本土现代美学的话语建构,在世界美学界是独树一帜的,因此不能简单把中国美学等同于中国古代美学,也不能简单把中国当代美学与中国美学相区分,今天的文艺美学研究要倡导对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的传承。

重视20世纪的美学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先驱,回顾他们构建的美学传统,就不能不提宗白华。在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看来,宗白华是一个艺术学与美学的富矿,他用西方的方法思维而非西方的话语来发现中国,在研究方法上他的由西反中、中西互证的比较思维和散步式的感性直觉思维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宗白华在《艺境》中涉及的艺术美学、哲学等问题,大致可以从艺术或美跟现实关系的层面上的艺道观、主体层面上的艺术家创作、本体论层面上作品的本体维度以及接受层面上的继承传统四个角度来分析,这对当下艺术学建构无疑是最为宝贵的一种经验。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表示,对在文化大繁荣的情况下的理论进行界定,这开启了今天艺术学理论或者说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篇章,这种逐步建构,可以称之为当代史学研究,这种所谓的新传统并不是一种完全继承宗白华等前辈所建构的文艺美学境界。他也指出,艺术学在我国的话语体系早在20世纪初叶就出现了,今天我们同样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受外国文艺理论、非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理论。对于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他主张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要明确一个靠近原则,要立足门户进行讨论。

“新时期以来,在艺术学学科建设方面,原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著名文艺理论家李心峰指出,艺术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很热门的学科,原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学科升门、艺术科研机构的设立、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立项评审、全国十大文艺集成的编纂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同时,广东惠州学院李若飞也对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学理论学术范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深入探讨了艺术学理论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集中就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实际困境进行了分析,他一一剖析了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模糊,研究生导师的知识基础薄弱以及研究生论文选题艰难等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表示,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才能推动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

针对学科面临的问题,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提出了若干问题——艺术学理论或艺术理论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系统?有没有艺术学理论呢?艺术学怎么和美学划分学科边界呢?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交集在哪里?他从西方学术语境中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解答,并指出,艺术理论也是一门居间性的知识系统。他认为,艺术学向上与美学、哲学交集,向下与各门艺术关联。在当代的语境中,艺术理论的知识生产是非常开放的,这对艺术理论的建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对艺术概念的总体性和地方性有一些思考;等等,他表示,在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已建构的今天,研究者任重而道远。武汉大学文学院刘春阳以卡尔巴特和埃利亚斯的莫扎特研究为例,探讨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知识依据问题,他提出了艺术理论学科的三个未完成状态。就如何建构艺术学理论,他表示,无论是人文主义的知识依据,还是社会科学的知识依据,都只是展示了艺术学理论研究一个纬度,都内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

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优于物还是优于心、是物还是心?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高建平提出的普遍性疑问,他以大量的艺术与美学研究中的案例进行了阐述。他说,假设艺术是永恒的,那艺术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一种克服事件性的理论;即是说,事件是永恒的,不是哪一个时间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对于事件性的反驳。致力于西方艺术理论研究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曼楟从18-19世纪西方艺术体系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理解中提出,面对艺术的门类分化的不同问题时,其内在的张力是多元化的。她提炼了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明确阐释了西方艺术发展体系中的“创造”这个概念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常培杰认为,相对于古典美学,20世纪美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化面貌。众多美学家不再从先验的哲学原理出发来演绎理论体系,而是借助具有穿透力的艺术批评,来把握鲜活的艺术实践,由此发展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形态。这一变化不仅意在挽救日益丧失有效性的美学话语,也意图解决美学话语内部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的两歧。在此过程中,本雅明、阿多诺、格林伯格和丹托等人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以其直面鲜活的艺术实践的理论特性,而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也由此获得了相对于演绎式哲学美学更强的解释力。

艺术学的中国经验

“说到艺术学的中国经验,不得不提的另一个人物,那就是王朝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伟科在回顾了王朝闻的艺术理论之路后认为,王朝闻的艺术学写作有着鲜明的中国做派、中国经验和中国风格。重视王朝闻的成就,就是在总结艺术学的中国经验,这对今后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帮助。

无独有偶,中国文联出版社理论分社社长邓友女从丰子恺的艺术成就入手,对其艺术比较论思想进行了阐述。在论述了丰子恺的门类艺术之间的比较、中外艺术的比较以及艺术和道德、宗教、科学之间的比较后,她认为丰子恺的艺术是艺术学中国气象的生动案例,对当下的艺术学理论建设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张晶从艺术传播学的角度,概括了艺术媒介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艺术媒介对艺术发生机制的重新解释,在文学家、艺术家如何把握外在世界如何发生艺术创作冲动提供了新的角度,可以使创作的部分得到细化。同时,对艺术类型学研究来说,艺术媒介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石,也提供了更可靠的逻辑保障,还提供不同分类方法的依据。对艺术品来说,媒介分析可以基于艺术物性特征的系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并使之进入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之中。

中共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从国家的高度进一步提升并深化了论坛主题——艺术学的中国经验。在范玉刚看来,20世纪初甚至更早,中国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初期,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语境,那就是,在新时代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就要文化强国。建设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体现,理论自信的背后意味着文化主权。从这个价值指向和理论意义上思考艺术学的中国经验,才能真正构建我们自己的艺术学学科。在反思中国经验的同时,还要明确自身的特殊性,尊重艺术学科建构的规律,这样才能支撑起艺术学的中国经验、中国学派。

东南大学李倍雷教授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入手,对中国艺术学的一些现状以及中国艺术学“源”和“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他认为,《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中国艺术理论之源而不是流,应该是立本之源,西方的art是流而不是源。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张泽鸿则从反艺术和反美学的角度,对20世纪西方艺术理论进行总结性梳理和概括。他认为,作为当代中国的艺术理论家在生产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时,可以把理论更多地面向中国当代艺术,从而做到解释的有效性,保持理论本身的生命力。东南大学甘锋教授对中国画家在西方的知名度进行了大数据分析,进而看出中西方对中国画家在认知上存在的差异,以期促进中国文化艺术的海外传播研究,从传播中寻找艺术创作的新范式。

此外,西南大学教授张冰、南京大学刘毅、首都师范大学李雷、东南大学卢文超、杭州师范大学诸葛沂、中央民族大学安静等学者分别从西方艺术评论家丹托的艺术理论,艺术史的德语化建构的历程、思想奠基与逻辑构造,艺术介入早期的实践形态———前卫艺术,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史,艺术符号学等角度,对艺术学在中国的接受、艺术学体系的建构等经验进行阐述,以期从不同角度探索艺术学的中国经验,全面、多元地为中国艺术学提供理论的参照和借鉴。

李心峰最后指出,总结艺术学的中国经验,对中国艺术学的历程做细致认真的整理和总结,特别是对改革开放40年艺术学发展道路进行回顾,并上升到中国经验,这是一场特别值得肯定的学术活动。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指引下,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春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一次以探讨艺术学和美学的中国经验为主题的全国性论坛,这是给改革开放40年献上的一份艺术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