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8年大学毕业生，法语专业。同年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分配工作，公布方案的是解放军连长，他带着浓厚的乡音念到我的单位“旅游局”，会后，有同学带着关心和惋惜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了？怎么分到邮局了？”那时，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有旅游这个行业。

我来到当时只有百余人的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报到，这才知道原来旅游局和中国国际旅行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那年只接待了一个法国记者，我是全陪，北京国旅一位老同志是地陪。我们去参观颐和园，颐和园正在保护性关门，为我们特别批准接待。站在雪后的佛香阁，放眼望去心旷神怡，诺大的园林只有我们三人，黄色绿色的瓦顶覆盖着白雪，而红色的宫墙时隐时现。这是我的导游生涯的开始，我已经爱上这个职业。

1971年周总理接见法国青年代表团，后排左上角为本文作者

1971年3月，召开了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允许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并给予接待。1971年旅游局计划接待800到1000名外国游客，可是截至到当年的4月7日，旅游局只接待了41名外国游客。周恩来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要求旅游局的同志不要保守，要打开民间外交战线，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夜抽出时间接待外国旅游团，特别是日本旅游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旅游注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1979年一月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说：“搞旅游业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三天后，他又对副总理余秋里再次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的搞，加快的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他还把旅游和石油并提，称为“两油（游）”，给旅游订出了本世纪末创汇100亿美元的目标。邓小平的讲话极大的鼓舞了我们旅游战线的从业人员，旅游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

80年代中国开放了，向来神秘的中国外国旅游者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的接待条件并不具备。首先是住宿问题，北京只有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友谊宾馆可以接待外宾，而北京饭店主要接待政府客人，一度将旅游团拒之门外，中央领导发话了，旅游团才能住进北京饭店。而友谊宾馆又不在市中心，外国游客强烈要求在市内，特别是法国客人，他们不知道住友谊宾馆已非常幸运，还有的客人一下飞机就被拉到涿县，甚至拉到天津。为了保证客人住房，导游经常不得不在饭店大堂度过一夜，个别时候，客人也每人一张毯子，在餐厅会议室席地而睡。

饭店短缺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国家没有资金建饭店，邓小平指示：搞旅游要把旅馆起盖来，对外开放，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国务院决定将旅游饭店列为首批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行业之一，成立了领导小组，旅游局也同时成立了利用外资建饭店的小组，一年的时间，先后和20多个国家（地区），10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接触和洽谈。第一份合资协议是建设北京建国饭店，经由17位中央领导人审批。现在已有40多家国际饭店管理集团70多个品牌，管理中国1000多家饭店，世界上排名前十位的国际饭店管理集团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可以说，旅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和法国旅游团合影，一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在旅游发展初期，空中交通运输是另一个大问题，1980年我国只有17架大型客机（载客100人以上），主要是苏制的伊尔十八。有一次我陪团从兰州飞往乌鲁木齐，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地陪不断的对我说，兰州的伊尔十八是最破最老的飞机，其中一架马上淘汰，你千万别赶上这架飞机。我说，今天就是说这架飞机掉下去，我也得上，那时兰州飞往新疆的航班，每周三班，下个航班是两天之后。我到了机场，一看，正是这架要淘汰的飞机，我什么都没说，带着外宾，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飞机，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起飞了，终于降在了乌鲁木齐机场，乘务员告诉我这是这架飞机的最后一次飞行。

还有一次，我带着加拿大魁北克律师团从杭州飞往广州，乘坐一架安二十四飞机，只有40几个位子，中途必须降落南昌，我们在快要降落时，窗外雷鸣电闪，不久大雨倾盆而下，一下就是两天，我们全天候等在南昌机场，那些律师们比较理性，广州的行程算是完了，他们要求从广州急转飞机去香港，不要误了香港飞加拿大的国际航班。我自然知道问题的重要性，一天3个电话通知广州国旅，请他们预定好去香港的机票，这是让该团按时回国的最后机会，终于到了广州机场，但民航告诉我，没有预定，不知道是国旅还是民航工作出了差错。律师们有紧急工作要回国处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甚至跟我说要打官司，我觉得太冤枉了，顾不得脸面，大哭起来，把机场的负责人哭来了，把机票哭出来了。律师们登上飞机之前，他们一一和我拥抱告别，他们说：杨，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1984年，国家旅游局国旅总社政企分开，那一年我被推举为国旅总社欧洲部经理，我整天发愁的就是饭店和交通。欧洲部接待国际大邮轮，每次客人至少有700多人，正赶上国际饭店开业，但是尚未准备完毕，晚上客人就要到了，床垫还没安好，总经理带头，所有员工手拖肩扛，硬是走楼梯把床垫运了上去，使我们的邮轮客人晚上有了睡觉的地方。国旅总社的外宾越来越多，每天有1000多人从北京飞往西安，可是北京的地接社只能拿到100多张机票，而且，民航只提前一两天给消息。那时只能求助空军，我们在东长安街6号的楼上眼巴巴的望着院里，终于看到王尔康总经理带着从空34师转业的干部上了汽车，我们就知道这是去见空军领导了，我们的团有救了。我作为经理，欧洲部的员工只有我家里安了电话，除了上班时间，每天晚上8点，孩子上床睡觉，我的夜班开始了，客人对饭店不满意，正在闹，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民航不给消息，往往夜里11点半才宣布航班取消，客人住哪呀？直到12点客人安顿好，我家的电话铃声终于停止，战斗的一天过去了，我精神依然亢奋。那时想的是为国旅争光，为国家赚外汇。

现在交通已不再是阻碍旅游发展的瓶颈，我们乘坐的不是波音就是空中客车，2017年波音公司生产了700多架大型客机，其中202架飞机是提供给中国民航的。那时，我们整天担心给外宾买不到软卧，现在我们的高速铁路达到1.8万公里，黄金旅游线路北京至西安高铁只需4个多小时，游客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那时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巴，没有空调，有时得停在路边，让汽车休息休息，等待水箱冷却。国旅总社接待的墨西哥总统夫人，因为没有车，而有幸乘坐公共汽车（专车）在北京市游览，现在，我们国产的旅游大巴也非常舒适整洁。那时，我们带团游长江三峡，乘坐的是东方红号轮船，我们和鸡呀鸭呀，有时还有小猪崽一起坐船，现在长江七八十条豪华游轮在游弋。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旅游接待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中国已是世界旅游接待大国，2017年，入境旅游市场接待了2916.53万人次外国旅游者，其中法国来华旅游者达到49.37万人次。2017年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达1234.17亿美元。这四十年，中国的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都经历了井喷式发展，中国公民已把旅游视为其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变化，心中无限慨叹，我们为之挥洒了汗水，我们为之贡献了青春，我们经历了艰难创业的年代，但是我们无怨无悔，“烈士迟暮，壮心不已”，今天，我们仍然关注着旅游的发展，我们为其发展而欢欣鼓舞，为其问题而焦虑不安，我们是旅游战线上永不退伍的老战士。（原题《改革开放40年旅游接待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老旅游人怎么说》杨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