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测绘拍摄高颐阙

高颐阙拓片“周公辅成王”

高祖斩蛇浮雕

《鲁迅家庭大相簿》里的鲁迅（二排，中）1917年摄

2018年9月11日至12月11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共同主办的“汉石墨韵——鲁迅与汉画像石拓片展”在上海开展。该展览以“大汉遗珍——汉代画像石”、“别具慧眼——鲁迅关注的汉画像石拓片”、“参酌·融合——鲁迅研究与应用汉画像”三个部分，共展出汉画像石、汉画像石拓本及仿真复制件等155件。其中，鲁迅收藏的汉画像石拓片、研究手稿等37件，许多展品都是首次公开亮相，让人们领略2000多年前汉代石刻的艺术风采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姿。本次展览还首次集中展出了颇多珍贵的鲁迅手稿，这些手稿是鲁迅对汉画像收藏、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充分展示，汇聚国内多家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历代金石学中的瑰宝

据《鲁迅日记》等相关资料记载，1913年9月11日，鲁迅收到10枚山东画像石刻拓本。此后，鲁迅开始收集、研究汉画像。

1917年2月，鲁迅收到朋友王叔钧的高颐阙拓片——“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正月卅一日发(七)。得宋知方信，同日上虞发。午后往季巿寓，即出。往通俗教育研究会茶话会，观所列字画。下午游留黎厂，买《中国名画》第十九集一册，一元五角。晚吴一斋来。夜商契衡来。”

“五日 晴。午往中央公园，饭已赴午门阅屋宇，谓将作图书馆也，同行者部员共六人。王叔钧持赠《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颐阙》四枚，画象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小方，《贾公阙》一枚，云是当地刘履阶念祖所予。”

鲁迅在同年的书账中记录：

李业阙一枚 王叔钧赠 二月五日

高颐阙 大小五十三枚 同上

贾公阙一枚 同上……

原来，对于精美汉画像拓片的搜集，伴随了大文豪鲁迅的一生：鲁迅一生收藏历代各种拓本6000余张，其中汉画像石拓本600余张，涉及地区有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画像内容有历史人物故事、车马出行、乐舞百戏、铺首衔环、神仙神兽等。其中，包括鲁迅收藏的高颐阙4枚，画像25枚，檐首字24小方，共计53枚！

在国家图书馆藏的鲁迅手绘高颐阙图中，鲁迅用他的画笔勾勒出高颐阙的神形体态，以及阙上栩栩如生的车马人物。鲁迅还在注文中说，“此阙顶倒埋土中甚深，无人掘出，故不能拓印。”

实际上，早在宋代，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之一的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诗人洪适就对高颐阙有过详细的记录与研究。

洪适一生诗文论著甚多，曾留下很多名篇，四方传诵。洪适在其著作《隶释》（共20卷）中，对高颐阙录有其阙文，还专门撰写了跋文。

益州太守高颐二阙：

“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颐字贯方”、“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囗（缺一字）”。

洪适还考证，高颐东、西二阙，实应为一人之阙。

他在《隶释卷第十三》中说：“右益州太守高颐二阙，今在雅州，高颐字贯方，有墓碑载其历北部府丞广汉属国都尉益州太守，以献帝建安十四年卒，碑石沦碎，官不尽见。此两阙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称名。而此阙其一，子所见六十年前石刻贯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见，乃有以光字补之者。此一阙虽无颐之名，而阴平北府皆见之。碑志可据，则两者皆高颐之阙也。汉字缘边属国无阴平，惟广汉有阴平道，前书注阴平云北部都尉。治墓阙所以书广汉为阴平者，指其理所也。”

洪适在所著的《隶释·益州太守高颐碑》中说：“君讳颐字贯方，其先出自帝颛顼之苗胄裔乎……建安十四年八月卒，臣吏播举而悲叫，黎庶踊泣而忉怛，追恩念义。”

原来，在高颐墓阙周围出土的高颐碑铭，意思是称赞高颐“亲贤乐善”，“法萧曹之兀要，求由之政事”，即是赞扬他高举萧何曹参的法制旗帜，胸怀冉求子路的政治抱负，跟宓子贱一样能干，像李牧一样守边，说明他能力超群，吏治清明，讲求法治，刚直不阿，造福一方百姓，深受百姓爱戴。

洪适所作的考证，和《隶释》所记载的高颐阙文字，为后来研究高颐阙的众多专家学者提供了重要文字材料，众多学者也将洪适传播高颐阙这处精品汉阙的《隶释》奉为经典之作。

清代的《雅州府志》，也将高颐的事迹列入《名宦》、《乡贤》篇内——“汉高颐，郡人任益州太守。”

“汉高颐，郡人，与子文玉一门两举孝廉。”

“称仁诵义，名教赖以纲维；抱德怀才，桑梓资之矜式。夫固得门而入，光分俎豆之香；抑既望以趋，礼重春秋之荐。则署其名，纪其事，岂惟崇德报功。登之枣、绣之梨，亦云守先待后，雅郡先民大有造于后人者，何可忘也。”在《雅州府志》中，编者将高颐的事迹，尊列为雅州乡贤第一人。

据文献资料记载，高颐阙阙身有三车导从，车前为伍伯、骑吹、骑吏等马车出行图。其上共分为五层：

第一层南北两面各浮雕一饕餮，南面的口衔鱼，北面的口衔蛇。转角大斗下均雕一角神，背负楼部。

第二层浮雕内容有“季札挂剑”、“师旷鼓琴”、“张良椎秦皇”等历史故事，以及神话故事传说中的九尾狐、三足乌、黄帝遗玄珠等。

据相关研究资料称，高颐阙上的神话传说中，关于九尾狐，“先秦时代，狐被视为瑞兽，世平则出为瑞也。”其祥瑞的内涵有二，一是为王称帝，国家昌盛之兆，二是婚姻爱情之兆。

还有研究资料称，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以狐为兆示“子孙繁息”之德兽，从而为后世以狐之性能比喻人类性爱魅力，埋下伏笔。至于阙上的三足乌，被认为是太阳鸟，古代传说曾经有十只，曾因土地干旱民不聊生，被后羿射杀九只后，仅存的这一只鸟便不再昼夜照射，而改为仅仅白昼照射，让庄稼和百姓都有养息的机会。

第三层为人兽相斗的图案花纹。

第四层上大下小，四面向外倾斜，浮雕有“神荼”、“郁垒”、“吴姬天门”、“飞黄”、天马、龙、虎等。

第五层四面雕成枋头24个。楼部以上，是用四石雕成有五脊重檐的阙顶，正中脊部刻一鲲鹏。副阙与主阙结构基本相同，顶为单檐庑殿式。整个阙的轮廓曲折而有变化，雕刻华丽细致，被誉“汉艺精粹”。

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汉阙

据《雅安地区文物志》记载称，东汉高颐的墓碑，立于建安十四年。宋代至和间（公元1054－1055）严道知县李纬建景贤堂时，益州太守高颐碑从高颐墓地迁至其内保护。清光绪年间，雅州知府重建景贤堂，并改名为汉高孝廉祠。黄庭坚的十七世孙、雅州知府黄云鹄也曾题撰高颐阙碑，后来黄云鹄题碑也一并收藏进入在高颐阙内保护。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知名人士前往高颐阙考察——

民国年三年的1914年夏天，法国考古学者维克多·谢阁兰来到雅安，并专程前往高颐阙拍摄。当时，在一片长势茂盛的玉米地里，高颐阙的辟邪、天禄石兽被随意放置在一旁，并未引起当地人们的保护重视。

1939年8月17日，孙明经抵达雅安姚桥，并拍摄下高贯光、高贯方墓前的汉阙及周边环境——

这里的汉代石质牌坊式汉阙共有东西二阙。东阙仅存阙身，西阙保存较好。西阙高5.86米，阔1.63米，其上所雕枋子、斗拱、棱角犹新。阙身到屋檐，用五层石块逐渐向外挑出。石块上的雕刻是此阙的重要部分，阳刻图案尽显汉文化特色——服装、车驾随从、仪仗队式等，细节详尽，雕刻优美，保存相对完好。

“雅安自古人文荟萃，汉代高贯光、高贯方兄弟，皆举孝廉，官至太守。其时阙犹存，上有汉代阳刻图案，古意盎然。”在撰写的电影说明中，“中国电影之父”孙明经写道。

在高颐阙，孙明经共拍摄照片18幅，其中11幅为特写和大特写，可见他对汉阙的重视和对细节的偏爱。

孙明经在他的详细考察中记述说——

高颐字贯光，曾任益州太守等职，因政绩显著，卒后，汉皇敕建阙以表其功。高贯光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东西二阙相距13.6米。东阙仅存阙身，阙身北面刻隶书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西阙共13层，阙用红砂石英岩石叠砌，阙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有角柱、枋斗，阙顶正脊当中雕朱雀口衔组绶，此浮雕影像清晰，想象丰富，动态鲜明，头角处理得宜，为古浮雕中杰作。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与孙明经拍摄高颐阙相隔不久，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来到高颐阙，对这座古老的汉阙进行测量。

1939年9月初，梁思成和刘敦桢及营造学社专家等一行到达重庆，先是对重庆、成都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由于日军当时正在对中国的抗战大后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梁思成的考察只能在防空警报的间隙中紧张进行。

1939年10月，梁思成一行结束了在成渝两地的考察后，直到1940年2月，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遍访雅安、乐山、宜宾、广元等地，跑遍了大半个四川。

1939年10月20日前后，梁思成对雅安的汉代石阙——高颐阙进行了用工画图，还作了多方位的拍照，用珍贵的影像记录下高颐阙当年的样貌。

在《中国建筑史》、《西南建筑图说》、《中国古代建筑二十讲》、《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图集》等著作中，梁思成都对雅安高颐阙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在随同梁思成拍摄画图的工作中，林徽因还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在石阙上爬上爬下，用精细的画图记录下高颐阙的每一个细节。她与梁思成在调查中发现的汉阙、崖墓、崖刻，大大填补了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研究空白。

“雅安的高颐阙，是四川汉阙中保存最完好、雕塑最精美、阙主人及阙龄最为准确的珍贵文物古迹，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学家范文澜、美学家王朝闻等，都从自己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高颐阙高度评价和肯定。

鲁迅则说：“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高颐墓阙及石刻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过去几百年来，一直都有金石爱好者到高颐阙去参观考察和拓印拓片。现在，高颐阙已经不再容许进行摹拓，高颐阙的早期拓片更是一拓难求。”据一位高颐阙守护人员介绍，现在高颐阙安装了全天候的视频监控系统，已经实行24小时无间隙对高颐阙进行监控保护。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罗光德